2500多年來，《孫子兵法》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截至2014年，已有英、俄、日、法、德、西班牙等40多種外文譯本問世，其中應用最為廣泛、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孫子兵法》的英譯本。

譯介歷程歷經(jīng)四個時期

受地理環(huán)境、歷史背景等因素的影響，《孫子兵法》最先傳入的國家是日本，而其英譯的歷程一直到近代才得以開啟，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萌芽期：20世紀初期。1905年，由英國皇家野炮兵上尉卡爾斯·羅普翻譯的首部英文版《孫子兵法》在日本東京出版，開創(chuàng)了《孫子兵法》英譯的先河。羅普的譯本是在日文譯本“十三篇”的基礎上二度翻譯得來，所以不管是準確度還是完整度都有缺失，在風格上也偏向于“日式”。1908年，在吸取前作經(jīng)驗教訓之后，羅普以《孫子兵法》的中文版本為原本對其進行了二次翻譯，并將其命名為《兵書——遠東兵學經(jīng)典》?？v覽全書，這部譯作沒有過多“日式風格”，并且增加了吳起兵法和英文索引，相較前作內容更加豐富。但由于語言和理解的障礙，羅普的譯作仍有不少錯誤之處，所以不能算是成功的譯作。

1910年，英國漢學家和翻譯家翟林奈選擇以清代《孫子十家注》為原本對其進行英譯，書名為《孫子兵法——世界最古老的軍事著作》。 翟林奈的譯本行文流暢，邏輯嚴謹，且比較準確地傳遞出原作的兵學理論和哲學思想，因而被后人奉為《孫子兵法》的經(jīng)典譯作，對促進《孫子兵法》在英語世界的廣泛傳播有不容忽視的作用。

發(fā)展期：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這是《孫子兵法》英譯歷程的快速發(fā)展期，先后共有6個英譯本問世。第一部是由馬切爾·考克斯于1943年出版的《孫子的戰(zhàn)爭原理》。跟隨其后的是1944年薩德勒的英譯本。由于質量欠佳，這兩部作品并沒有引起太大反響。1945年，鄭麐翻譯的名為《孫子兵法——約寫成于公元前510年的軍事指南》在重慶發(fā)表，這也是第一部由中國人自行翻譯的《孫子兵法》，對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義。1963年，葛振先翻譯的《孫子兵法》在臺灣出版。同年，塞繆爾·格里菲思的《孫子的戰(zhàn)爭藝術》在倫敦、牛津、紐約發(fā)售。格里菲思本身有著良好的漢語功底，且對《孫子兵法》有著透徹的研究，所以他的譯本擁有極高的完整度，一經(jīng)發(fā)行就獲得極高贊譽?！秾O子的戰(zhàn)爭藝術》在當年還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納入《中國代表作叢書》，并成為后來轉譯他國文字最多的英譯本，多次出版發(fā)行，是影響最為深遠的《孫子兵法》英譯本。1969年，唐文長編譯的《孫子重編：中英對照本》發(fā)表，這是第二部由中國人譯著的《孫子兵法》英譯本。

繁榮期：20世紀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1972年尼克松訪華開啟了中美兩國關系改善和發(fā)展的新紀元。中美交流的增多使得《孫子兵法》的英譯進入繁榮階段，無論是研究人員、研究領域還是研究成果都有重大突破。1981年，美籍英國作家詹姆斯·克拉維爾重新編輯出版了翟譯本，鑒于其對《孫子兵法》頗具人文色彩的通俗解釋和精心編輯，使得該書一經(jīng)問世即成為發(fā)行最為廣泛的《孫子兵法》普及讀物。1987年，紐約斯特林出版公司出版了陶漢章將軍所著的《孫子兵法概論》英譯本《孫子戰(zhàn)爭藝術》，被列為“20世紀80年代最為暢銷的軍事理論書籍”之一。1993年共有三部《孫子兵法》英譯本問世。第一部是漢學家羅杰·埃姆斯（中文名為安樂哲）以我國西漢年間簡本《孫子》為原本翻譯，出版時名為《孫子兵法：第一個含有銀雀山新發(fā)現(xiàn)竹簡本的英譯本》。值得一提的是，該譯本是最早以漢簡為原本進行翻譯的譯作之一。第二本是拉夫爾·索耶爾出版的《古代中國的七部軍事經(jīng)典》，該書的原本是《五經(jīng)七書》，《孫子兵法》是其中一章。第三部是J. H. 黃翻譯的《孫子兵法新譯》。

鼎盛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迄今。20世紀90年代后，《孫子兵法》的英譯達到高潮，除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本翻譯，人們還將其與軍事領域之外的其他領域結合，用以指導人們的生活實踐。這個時期比較重要的譯作有這樣幾部：第一部是1999年加里·加利亞爾迪譯著的《兵法：孫子之言》，因其譯文之流暢、語言之精美，自出版后便成為各大網(wǎng)站的暢銷書，并在2003年獲得“獨立出版商多元文化非小說類圖書獎”。第二部是2002年著名漢學家約翰·閔福德出版的《孫子兵法》譯作，由于其多年研究中國文化，所以這部譯作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忠實于原文。第三部是2002年由美國丹瑪翻譯小組出版的《孫子兵法》英譯本，他們在翻譯過程中力求保存原文的韻律格調。為彌補其內容上的缺失，他們還在文后附上注釋匯總以方便讀者理解。此后，漢學家梅維恒、作家卡倫·麥克里迪等人也相繼出版了其作品。

　譯介特點受時代影響

《孫子兵法》的英譯歷程跨越一個多世紀，從最開始鮮為人知到現(xiàn)在享譽海外，其翻譯和傳播歷程呈現(xiàn)出鮮明的時代特點，具體表現(xiàn)在譯介主體、譯介目的、譯介內容、譯介途徑和譯介方法方面。

譯介主體由單一走向多元。美國軍官以及漢學家是早期翻譯《孫子兵法》的主要力量。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孫子兵法》的英譯迎來小高潮，除了美國本土的軍事將領和漢學家，一部分華人譯者也參與進《孫子兵法》的譯介過程，如鄭麐、葛振先等人。此后，華人學者一直是推進《孫子兵法》對外傳播的重要力量之一。70年代后，中美關系緩和促進了《孫子兵法》在美國的傳播，作家如詹姆斯·克拉維爾以及一些專家學者也紛紛出版其譯作。到21世紀，人們開始不斷挖掘分析《孫子兵法》的當代價值，一部分探討《孫子兵法》在非軍事領域應用的著作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譯者的身份也愈發(fā)多樣，多人共譯或不同領域人才合作翻譯的現(xiàn)象不斷出現(xiàn)。

譯介目的因譯者而異。不同的譯者翻譯同一作品想實現(xiàn)的目的各不相同。羅普發(fā)現(xiàn)《孫子兵法》在日俄戰(zhàn)爭中對日作戰(zhàn)的指導作用，遂決定將其引進西方。翟林奈決定翻譯《孫子兵法》，一是源于對中國文化本身的熱愛，二是他認為羅普的譯文有不少不足之處。格里菲思多年研究反游擊戰(zhàn)的戰(zhàn)略方針，為此他對毛澤東的游擊戰(zhàn)理論作過深入研究，并發(fā)現(xiàn)其思想就來源于《孫子兵法》。又如托馬斯·克里利在1988年出版的譯作對《孫子兵法》與中國道家的關系做出了探討，目的是傳達其背后的哲學思想。克里利一直熱衷研究中國古代佛學和哲學，并陸續(xù)翻譯了多部禪宗經(jīng)典，他強調《孫子兵法》是一部具有“豐富人文內涵”的書籍，認為其不僅是一部軍事著作，還是一部哲學書籍，因而他在書中也就對《孫子兵法》背后的哲學內涵作了諸多探討。

譯介內容各有特色卻大同小異。盡管譯者選擇的原本各有千秋，但它們大多都可以歸屬《十家注》系統(tǒng)、《武經(jīng)七書》本系統(tǒng)以及竹簡本三大類，同一系統(tǒng)下的版本遣詞造句上或相差萬里，但內容大致相當，因而大同小異。

譯介效果與大國關系和時代訴求相關。《孫子兵法》的幾次翻譯熱潮都同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密不可分?！岸?zhàn)”結束后不久，美蘇爭霸期間，美國先后發(fā)動了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但這兩次戰(zhàn)爭都以美國失敗而告終。戰(zhàn)敗的現(xiàn)實迫使美國人思考其軍事理論的局限性。在當時，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美國著名戰(zhàn)略理論家約翰·柯林斯等人分別引用《孫子兵法》分析戰(zhàn)敗原因，一股“孫子熱潮”隨之而來。塞繆爾·格里菲思的《孫子的戰(zhàn)爭藝術》是這一時期著名的譯作。此后，中美交流的增多推動了《孫子兵法》在英語世界的傳播。進入21世紀，和平與發(fā)展成為時代的主題，隨著西方世界對《孫子兵法》的解讀、研究和應用逐步深入，人們不僅關注其軍事價值，還將目光投向其背后蘊藏的哲學道理，很多《孫子兵法》與其他領域相結合的譯著應運而生。

譯介方法由“歸化”轉向“異化”。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國外的譯者逐漸意識到凸顯譯文“中國”風味，并最大程度再現(xiàn)原文審美特質和文化意蘊的重要性，所以翻譯的策略也逐漸從“歸化”轉向“異化”。最顯著的例子是丹瑪翻譯小組的《孫子兵法》譯本。在翻譯時，作者采取逐字直譯的策略，在語言風格上也盡力再現(xiàn)原文風格。正如序言中作者所言，其目的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讀者在反復誦讀之中將聲、形、意都引入腦海，體會原文的優(yōu)美綿長。簡而言之，由“歸化”向“異化”的轉變體現(xiàn)出譯者思想的變化，但不管出于何種目的，譯者如何在保證可讀性的前提下，使讀者能夠最大限度體會原文的文化精髓和文本特征是他們在翻譯時應該考慮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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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孫子兵法》在英語世界的譯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