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與信仰 ——良渚遺址群考古特展 2015.4.5-2015.6.20 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 前言 良渚文化的興起,在中國史前文化格局和早期文明進程中扮演著一個十分特殊的角色。 同距今5000年的其他新石器時代文化相比,玉器是良渚文化最突出的物質成就,它不僅是體現(xiàn)聚落規(guī)模和等級的標識,是文化傳播和交流的載體,更是社會信仰和精神領域的主要反映。 良渚遺址群作為良渚文化區(qū)域中心的地位,自1986年發(fā)現(xiàn)反山、瑤山墓地始便得以明確;又因新世紀良渚古城的系列發(fā)現(xiàn),被賦予了新的屬性和內涵。本次展覽是對遺址群考古成果的一場集中展現(xiàn),對良渚玉器的一個精心解讀,也是對良渚社會的一次全新探索。 “權力”和“信仰”,將是解讀這個遠古時代的兩個關鍵詞。 第一部分:“王”的葬禮——反山M20 反山墓地,位于良渚遺址群中心。自1986年發(fā)現(xiàn)以來,就是公認良渚文化規(guī)格最高的權貴墓地。墓地主體由排列有序的9座墓葬組成,分南北兩列。M20位于北列中心,是反山墓地中出土玉器種類最為齊全,件組數(shù)量最多的一座墓葬,編號隨葬品206件(組),單體數(shù)量為538件。 除了發(fā)掘時已無法提取的朽爛器物,本次展覽集中了M20出土的所有隨葬品,整體展現(xiàn)一座“王”墓的全貌。
第二部分:權力的展現(xiàn)——良渚古城的結構與秩序 社會權力的表現(xiàn)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巴酢蹦故且粋€集中展現(xiàn)的個體,良渚遺址群則提供更多維度和視角。 從空間范圍講,良渚遺址群一直以來都是整個良渚文化的權力中心。而遺址群這個地理空間概念隨著考古調查發(fā)掘的進展也一直有所變化。從1994年測算的33.8平方公里,到保護規(guī)劃中劃定的50平方公里,在沒有發(fā)現(xiàn)“良渚古城”之前,遺址群作為良渚文化中心,已經(jīng)被蘇秉琦、嚴文明等學術大師稱為是“古杭州”。在四五十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圍內,發(fā)現(xiàn)有密集分布的遺址點130余處,包括祭壇、權貴墓地、莫角山中心土臺、制玉作坊、普通村落和墓地等各類不同功能和性質的遺址。2007年后良渚古城、水壩系統(tǒng)的相繼發(fā)現(xiàn),不僅使“古杭州”有了一個明確的時空概念,也為研究遺址群的內部結構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立足點。 從權力和空間、等級、性別的關系能看到權力的分配和社會的分化;而有關制玉工業(yè)的線索則有助于理解權力與玉石資源在良渚社會中的特殊關系。 2.1 權力與空間 第三部分:以玉事神——良渚社會的統(tǒng)一信仰 良渚遺址群范圍內先后發(fā)現(xiàn)過不少跟制玉有關的遺存,塘山遺址也是目前為止最明確的一處良渚制玉作坊。這些跟制玉直接有關的考古資料,顯示出遺址群的特殊地位,玉石器資源是由遺址群直接獲得、制作、使用和分配的——正是這種對資源的直接控制和大量消費,使之成為良渚文化的權力中心。 這個圖象到底是什么,很難從后代文獻中去簡單回溯早期的思想觀念。而《說文》靈字條下釋巫為“以玉事神”,或許良渚遺址群的權貴們,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正是“以玉事神”的最早的巫覡。 “紋以載道” 對紋飾的識讀,是理解良渚精神世界的關鍵所在。獸面紋在不同器類上的表現(xiàn);人-獸-鳥間多變的組合方式;及其與龍首紋內在的同源性——本單元通過對這些內容的梳理,一窺“紋飾”所承載的信仰之道。 “藏禮于器” 琮,由良渚人創(chuàng)造,是紋飾和器形固定結合的產物。琮的制作和使用,賦予良渚信仰體系一個明確的“載體”,使之在更大范圍內被整個長江下游社會采納和實踐。最終,琮脫離并獨立于其所發(fā)端之精神土壤,擴展至龍山時代各區(qū)域中心,并為后世所繼承。 琮,蘊含了“器”的象征性和秩序感,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核心思想“禮”的產生具有深遠影響。
展品舉例:
結語 良渚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明年(2016年)就將邁入耄耋之列。這八十年里,層出不窮的新資料和新方法不斷給我們驚喜,也每每刷新我們的視野。本次展覽,希望通過我們對良渚社會和玉器的現(xiàn)有認識,把握“權力”和“信仰”這兩個良渚獨有的關鍵詞,透過玉器看到良渚社會權力與信仰之間深層次的共生結構。 在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史上,輝煌過又沉寂了的古文明比比皆是。良渚,仿佛這無數(shù)流星中的一顆,轉瞬間炫目地滑過歷史長空。幸運的是,它并沒有就這樣墜落,反而是化作微小的點點繁星,灑落在華夏文明的土壤里,助其積蓄日漸厚重的文化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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