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名由來與民族意識覺醒

從歷史學的角度探尋中日兩國間淵源的時候，會發(fā)現(xiàn)至少在公元7世紀以前，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個叫“日本”的國家！

“‘日本’并不是地名，而是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由特定人類集團組成的國家?！毡尽闪⒅埃毡尽汀毡救恕际遣淮嬖诘??！?/span>

此類現(xiàn)象被西方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稱作“傳統(tǒng)的發(fā)明”，即我們所信奉的“自古以來”之“傳統(tǒng)”實際上大多是在最近出于某種目的“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在創(chuàng)造背后隱藏著的往往就是“民族意識”的身影。

“日本”這個概念雖然不是最近的發(fā)明，但他確實是特定歷史時期下出于某種目的人為造作而成。本文正是希望從“日本”這一國名的出現(xiàn)入手，來探討日本民族意識的形成與變遷。

作為日本古稱之“倭”， 其文字記載最早見于《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北經(jīng)》 ：“蓋國在鉅燕南， 倭北。倭屬燕?！?/span> 

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亦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而范曄《后漢書·東夷傳》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供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條中的“印綬”更早在1784年就已于九州博多灣的志賀島被發(fā)現(xiàn)， 紙面的材料與地下的文物相互印證構成“二重證據(jù)”， 古稱之“倭”即是當今之日本，證據(jù)確鑿幾無可疑。

學術界關于“倭”具體所指一直持有“大和說”、“九州說”兩種觀點而常年爭執(zhí)不休， 2009 年底在奈良縣櫻井市發(fā)現(xiàn)的疑為卑彌乎居所的大型遺跡似乎又使得爭執(zhí)的天平再次向“大和說”傾斜， 但無論上述哪種說法，關于“倭”即是日本這一點早已經(jīng)成為學術界的通識。

而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日本成熟的文字體系要在大化改新以后中國的漢字在日本得到普及時才會出現(xiàn)， 所以早期關于日本稱“ 倭”的文字記載全部出現(xiàn)在漢地文獻資料中。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倭”作為日本的最早稱呼，究竟是由其本民族自身孕育之文化原發(fā)而成的， 還是被中國授予由外部構建而成的？

要回答上述疑問，我們中國的史料所存在的弊端就暴露出來。正如陳秀武先生指出的：“中國的正史只是按照時代分別記載了當時日本的存在狀態(tài)，還根本沒有觸及古代日本人對國家的認識等思想領域，古代日本國家意識形成的契機及過程尚需細致探討。”

這一問題的解決便需回到日本古代的史料來尋求答案。在古代日本文獻中對“倭”的由來有兩種解釋，第一種可稱為“訛稱說”，即“倭”由“我” 或“吾”誤傳而來。如《日本書紀私記》（甲本）中寫道：“ 古者謂之倭國， 但倭意未詳?；蛟迫》Q‘我’之音，漢人所名之字也。”

鐮倉時代中后期的神道家卜部兼方在其為《 日本書紀》 編纂的注釋書 《釋日本紀》里繼承此說。而室町時代古典學者一條兼良所著《日本書紀纂疏》中更有對這一事件經(jīng)過的描寫：“一云倭國。舊說吾邦之人初入漢，漢人問謂：‘汝國名如何’，吾答曰：謂‘ 吾國’耶，漢人即取吾字之初訓，命之曰‘倭’?！?nbsp;

江戶時代的松下見林在 《異稱日本傳》中也秉承此觀點：“見林以漢朝人言語不通， 不曉我朝人謂‘吾國’耶之意，不能再問，訛稱倭也?！?還有一說認為“倭”是根據(jù)“日本”的國情會意而成，即“會意說”?！度毡緯o纂疏》 中在“訛稱說”外就兼顧此說：“按韻書，倭烏禾切，女王國名，又於烏切。說文云：順貌；廣韻：慎貌；增韻：謹貌。今以兩韻通用，則倭順貌。蓋取人心之柔順，語 言之諧聲也?！?nbsp;

上述兩說無論孰是孰非都清楚的表明， 用“倭”這個漢字來稱呼日本乃是“漢人所名之字”。 

在“倭”之后，“日本”先后使用了“大倭”，“大養(yǎng)德”，“大和” 等一系列稱謂作為對內(nèi)的國號。但在這一系列變化中發(fā)生改變的只有國號的漢字表示，而其日文讀音卻沒有變動。

這大概是受和銅6年（713年）頒布的關于人名、地名的“好字二字令”影響，而在國名上用蘊含美好意味的漢字來注解原本和音的嘗試。我國旅日學者欒竹民先生也注意到在這一點，進而 提出：“大和”的出現(xiàn)代表了“和”的思想在日本的普及。

而幾乎就在從“倭”改稱“大倭”的同一時期，一個全新的國號“日本”作為對外使用的國號登上了歷史舞臺。首先從讀音上看，讀作“ニホン”的 日本便與先前一系列訓讀為“ヤマト”的國號有著根本的不同。

著有 《日本的國號》一書的巖橋小彌太認為“日本”作為國家稱謂最早出現(xiàn)于《日本書紀·伊吉連博德書》中齊明天皇五年（659年）唐皇帝稱“日本國天皇”的記載。但對于《日本書紀》是“日本”最早出處的觀點，甚至在日本國內(nèi)學界也不能得到全面認同，如喜田貞吉就曾指出 ：“博德書的‘日本二字是《日本書紀》的編纂者或者后人編改的，原書中不會有倭國天皇?！?/span>

既然日文材料尚存很大爭議，那么對于作為對外國號使用的“日本”，我們不妨借助日本以外的材料來進行研究。漢籍中“日本”最早典出《舊唐書·東夷傳》：“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 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并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 多自聸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span>

《新唐書·東夷傳》則把“日本”的出現(xiàn)記為：“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后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并，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睂τ谧兏鼑柕脑蚯拜厡W者作了以下幾種推論：

（一） 通過正名來改善與唐朝的關系

白村江之戰(zhàn)后，“倭”國與唐朝關系處于一個很微妙的階段，所以希望 通過正名混淆視聽，讓唐朝以為現(xiàn)在的“日本”和與自己生過沖突的“倭” 是不同的國家，籍此緩和兩國關系。這種說法雖與《 新唐書》“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并，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的材料正相吻合，但我卻不敢茍同。因為并無材料直接表明當時的 唐倭關系曾因白村江之戰(zhàn)波及而受到重大負面影響。

無論《舊唐書》還是《新唐書》對于白村江之戰(zhàn)除了在列傳劉仁軌條等記敘國內(nèi)事件的部分被提及外，它僅出現(xiàn)在《東夷傳》百濟條中，而 在倭條中卻完全沒有記載。且無論《舊唐書·東夷傳》：“（百濟）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边€是《新唐書·東夷傳》：“（百濟）與高麗、倭連和?！?/span>

對于倭在戰(zhàn)爭中的地位都僅僅是一筆帶過。由此可見在當時人的心目中， 白村江之戰(zhàn)應當是唐和百濟間的戰(zhàn)爭，倭充其量只是百濟手下 微不足道的小小幫兇，天朝雅量，并不與之計較。而且《日本書紀》更明確記載，在白村江之戰(zhàn)后第二年即天智三年（664 年）唐朝還主動與倭系：“ 夏五月戊申朔甲子，百濟鎮(zhèn)將劉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務悰等進表函與獻物?！?兩國關系既未受損，也就無修復可言。

（二）通過正名來昭示以奈良為中心的新政權與過去九州政權的區(qū)別。

“倭”作為國號給人以政治中心在九州的強烈印象?！度龂尽贰?宋書》《 舊唐書》中的倭都指九州倭，所以從國際的角度上倭往往被認為是以九州為中心的政權， 沿用“倭”號對于以人則認為 “倭” 是站在中國的角度由中國來命名的起源，才是與當時日本民族意識思想萌發(fā)背景不相協(xié)調(diào)的不雅之處。

因此這種不雅也只有在直面中國的時候才會充分體現(xiàn)出來，以至于新興的“日本人”欲革之而后快，而在國內(nèi)某些場合雖繼續(xù)沿用“倭”稱，卻又感無傷大雅了。奈良為中心的中央政權難免有不雅之嫌。” 

竊以為此說也值得商榷。以古代中國華夷之辨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對外政策來看 ， 四海之事不過 “ 夷 務”， 根本無足輕重， 泱泱中華大國哪里會有閑暇關注東夷中的一支目前定都何處？

其實對于日本的研究在中國古代一直被人忽視，乃至明代 “倭患”橫行的時候中國學者才發(fā)現(xiàn)我們對日本的了解還停留在泛泛而論的水平上。晚明鄭若曾在刊 印《日本圖纂》時不得不感慨道：“日本地方甚大，限隔山海， 其國無典籍流于中國， 山城以東 漫無可考。今所據(jù)者 《 日本考略》 而已，其圖真 歟否歟，則我莫敢知。”

而唐代的漢地史料中更未明確出現(xiàn)日本“九州”與 “畿內(nèi)”的概念，所謂“九州中樞”還是“畿內(nèi)中樞”對中國的區(qū)別也就無從談起，因而“日本”也就沒有必要為此來改變國號了。

（三）“倭”名不雅， 因而改之

《舊唐書》：“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新唐書》：“后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就是本說的根源。但如上文所述，稱倭“蓋取人心之柔順，語言之諧聲也”，并無明顯不雅之處。

何況倘“倭”字真有不雅之意，便應立即廢止，為何“日本”最初只是作為對外的國號，而“倭” 仍作為對內(nèi)國號繼續(xù)使用，直到天平寶字元年（757年）官方的敘位記事中仍有“大倭宿禰”的稱號，翌年才改稱“大和宿禰”。

甚至后世還常有日本人以倭自居，藤原公任在1018年編纂的詩歌集就稱《倭漢朗詠集》，后人信阿在《倭漢朗詠集私注·序》解題時更直認：“倭，本朝也?！?據(jù)此推之 “ 倭” 之所謂不雅， 并不在其字義， 只 有擺脫 “ 倭” 字義上的束縛， 從而把 “ 不雅” 置 于面對外部對象而言的特殊語境下， 才能真正理 解其所謂的 “不雅”。

坂田隆氏就認為：“倭的國君曾迫于隋的壓力而從 ‘天皇’降稱為‘王’，這損，也就無修復可言。種軟弱的行為就是‘倭’ 所蘊含的不雅?！?/span>

要考察上文提出的觀點，就需要明確一個前提：在由“倭”改稱“日本”的7世紀末8世紀初，日本是否存在民族意識思想的萌芽，假使這種萌芽存在， 那其誘因又是什么？

根據(jù) 《日本語大辭典》，民族是：“在人種、語言、文化、宗教等方面具有諸多共同點且具有共同領土、經(jīng)濟、命運、國家構成形式的社會集團”。當然日本之“大和民族”也應符合以上條件，然而僅從“人種”一項看，所謂“具有諸多共同點”在古代日本就不成立。

“大和民族”作為一個西方意義上的民族（nation）是由眾多種族（race）復合而成。即便因本文討論范圍所限，不再將近代并入日本的琉球人（沖繩人）作為研究對象， 古代的日本仍是由眾多族群（ethnic community）共同構成的。

在日本古典文獻中就存有“異族”這個概念，而早稻田大學水野祐博士又從人類學的角度將“異族”歸納為兩類：第一類在人種上與“日本人”并無差異，如：熊襲、肥人、土蜘蛛、國樔、越人、毛人。第二類則在人種上與“日本人” 有較大差異，而經(jīng)過漫長的歷史過程才和“日本人”逐漸同化，如：隼人、 漢韓人（渡來人）、肅慎、蝦夷。

因此“大和民族”并非源自“天照大神” 的天賦，他乃是基于“虛構的同一血統(tǒng)”的生活集團形成的社會共同體。而這種對同一血統(tǒng)的“虛構”就是依存于“日本”作為國號出現(xiàn)并逐漸固定下來的公元7至8世紀時的一系列歷史事件。

公元7世紀后半葉日本律令制的國家形式逐步形成，并于8世紀初的文武天皇時期基本確立。這也宣布日本開始進入奈良時代。奈良時代是一個“以金戈鐵馬南征北戰(zhàn)開疆拓土，使‘日本’版圖迅速擴大的時代”。這一系列征戰(zhàn)不僅使日本開始形成接近于當今日本版圖的民族“共有領土”，并且把原來居住在“日本”以外的“異族”逐步納入“日本”，使民族融合得以實現(xiàn)。

公元7世紀，作為世界性帝國的唐朝建立起嶄新的東亞秩序，形成了著名東洋史家西島定生氏所謂政治、文化一體化的“東亞世界”。

從公元7世紀前半葉的“大化改新”開始，隋唐文化在日本產(chǎn)生了強烈的反響，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達到空前的高度。這種影響引發(fā)了日本內(nèi)部的共鳴，孕育出“白鳳文化”和“天平文化”兩個輝煌的時代。帶有明顯中國色彩的律令制的國家形式，以及佛教作為日本主要宗教的地位都是在這一時期確立的。

與此同時，隨著漢字的普及，漢文作為國文登上了日本歷史的舞臺，日本終于出現(xiàn)了成熟的書寫文字體系。這使得“大和民族”書寫自己的歷史成為可能，僅8世紀前20年就涌現(xiàn)出《古事記》《日本書紀》兩部歷史巨著。方興未艾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識和情感終于依靠對本民族歷史的編纂而得以充分釋放。與國號情況類似，日本的年號體系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定制。

無論是 “日本” 作為國號的使用， 日本島內(nèi)不同族群的融合， 以漢字為基礎的文字體系的建立，佛教國家宗教地位的奠定還是日本版圖的開始成形， 律令制國家形式的確立，如此重要的歷史事件都集中發(fā)生在 7 世紀末至 8 世紀中期的近百年間，這絕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 他們共同推動也昭示著民族意識開始植根于東方的日出之國。

雖然當時的人們還不能領會近代西方學者提出的民族意識的確切含義， 但他們卻用行動為民族意識灑下了種子。

西方民族主義研究者漢斯·柯恩把非西方的民族主義歸結為社會政治、經(jīng)濟 更為落后的民族，受到先進外來文化沖擊而產(chǎn)生的。

日本學者丸山真男也認為“在一定的歷史發(fā)展階段上，民族以一些外部刺激為契機，通過對以前所依存的環(huán)境或多或少自覺的轉(zhuǎn)換把自己提高位政治上的民族。通常促進這種轉(zhuǎn)換的外部刺激就是外國勢力?！本凸糯毡締栴}而言，作為外來文化的唐文化正是日本民族意識產(chǎn)生的誘因。

公元7世紀，作為世界性帝國的唐朝建立起嶄新的東亞秩序，形成了著名東洋史家西島定生氏所謂政治、文化一體化的“東亞世界”。而“文化的一體化”又是由傳播者和接受者兩個因素構成的，新興的畿內(nèi)大和政權就恰好在此進程中充當起唐文化接受者的角色。正如“我”這個概念相對于“你”才能產(chǎn)生，強大的外來文化沖擊反倒為日本民族自我意識的萌發(fā)提供了最好的溫床。

“日本”正式作為國號出現(xiàn)雖然是在7世紀末至8世紀初,但其端倪卻早見于隋大業(yè)三年（607年）“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的國書中。

“日本”國號的出現(xiàn)可以被理解為民族意識萌發(fā)的日本尋求與中國對等國際地位的宣言書。

但對于日本國號來源的“日之出處”《日本書紀私記》（丁本） 卻記載了發(fā)生在承平6年（936 年）關于《日本書紀》講座上的這樣一段對話：

“參議（紀淑光）問云：‘倭國在大唐東，雖見日出之方。今在此國見之，日不出于城中，而猶云日出國歟？’博士答云：‘然則唐朝以在日出之方，號云日本國，東夷之極，因得此號歟?！?/span>

為了掙脫中國的巨大影響塑造獨立自主形象而使用的“日本”國號，卻在不知不覺中還是采用了中國的視角，中國對日本民族自我認知的潛移默化可見一斑。

19世紀中葉“黑船來航”后，西方文明作為外來先進文化的代表又對日本造成了第二次沖擊，日本的民族意識也被賦予全新的意義，終將大和民族造就為斯大林所說的資本主義下的現(xiàn)代民族。

并且日本國通過確立對北海道的完全控制，吞并琉球、小笠原群島，完成了現(xiàn)在的版圖，這才形成我們?nèi)缃裢ǔＲ饬x上所說的日本。

正如德意志國家的誕生得益于德意志民族意識的覺醒一樣，日本國的誕生代表了日本民族意識的覺醒。就這一點而言，“日本”國號的出現(xiàn)與明治維新以來近代國家思想在日本的產(chǎn)生同樣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