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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化的根與魂(一)

       羊之君子 2019-08-31

      從源頭和流變的角度,我們可以把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概述為一句話:一源多流三主干——一個源頭,多個流派,三大重點。

      一源:中華文化的源頭——《易經》

      傳說就是歷史的影子。《易經》產生后,經歷了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易傳》兩個關鍵的歷史階段,最終臻于完善。這個發(fā)展的概要過程,被《漢書·藝文志》描述為“人更三圣,世歷三古”,伏羲時代是上古,文王時代是中古,孔子時代是近古。另一方面是因為它的地位高,“易”的智慧,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礎,是中華文化最本質的基因。

      說它是“大道之源”,是因為傳統(tǒng)文化中其他各門學問,所講的都是宇宙社會人生某個領域或某一方面的道理,而《易經》所講的道理是整全的、徹底的,是宇宙社會人生的根本之道。

      這個根本之道,用《周易·系辭傳》中的說法,叫作“一陰一陽之謂道”。何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中華先祖經過長期的觀察發(fā)現一個規(guī)律,宇宙萬物的產生與發(fā)展,最終取決于兩個根本的力量,一個叫作創(chuàng)造力或者主動力,一個叫作承載力或者受動力。創(chuàng)造和主動的力量,古人稱之為陽,承載和受動的力量,古人稱之為陰。陰陽結合,事物產生;陰陽相互作用,事物發(fā)展演變。

      比如人類的繁衍,必定是一男一女結合才能生生不息,這就叫作“一陰一陽之謂道”。宇宙萬物都是如此。文字產生之前,人們用一條不斷的橫線代表創(chuàng)造力,叫作陽爻;用一條斷開的橫線代表承載力,叫作陰爻。爻是《易經》中獨有的概念,意思是效,即仿效、模擬、象征。

      事物產生后,陰陽持續(xù)發(fā)生作用,使事物呈現出許多不同的特征和發(fā)展階段,于是就產生了八卦和六十四卦。卦即掛。

      在沒有文字的時代,人們把陰陽關系用符號畫成圖畫,掛起來以供觀察,揣摩其中蘊含的陰陽之道。用今天的話說,即探究事物產生與發(fā)展演變的內在規(guī)律,目的則是按照規(guī)律安排人自身的生活。這個思路被稱為“觀天道以立人之道”。

      八卦象征的是事物的八個基本特征,本質上是陰陽兩個力量在事物中的對比關系,由三爻構成,稱為經卦。

      古人如此構思,其中富含深意。一方面,三爻代表的是陰陽關系,而常態(tài)之下,陰陽關系多不平衡。比如家庭中的男女關系,有時丈夫主導,有時妻子主導,少有完全平衡的時候。任何事物中的陰陽關系都是如此。所以八卦用奇數爻構成,以象征這種不平衡。

      那為什么用三爻,而不是五爻、七爻或者九爻呢?更深刻的考慮是,用三爻象征天、地、人三才之道。上面一爻象征天,下面一爻象征地,中間一爻象征人。其寓意是,無論天道、地道還是人道,都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宇宙萬有均由此產生,因此變化。

      三爻組合,正好八卦。起初,人們用自然界中所能見到的八種大象——天、地、雷、山、火、水、澤、風來給八卦命名。但八卦象征的,本是宇宙萬有共有的基本特征,這種用具象命名的方式,很容易局限思維和想象,于是人們便漸漸用八個具有抽象意義的概念來為之命名,這便是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乾、坤、震、艮、離、坎、兌、巽。

      六十四卦,是更為復雜的陰陽關系,由兩個經卦構成,稱為重卦或別卦,象征事物發(fā)展全過程的不同階段。用《易經》的概念說,就是六十四個不同的時。人作為實踐的主體,在不同的時有不同的位(即角色)。

      比如一個人在家庭中,從出生到死亡,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角色;在團隊中,從入職到離開,不同的階段也有不同的角色。重卦自下而上的六爻,象征的就是這些不同的位。

      時、位不同,對人的要求不同,人必須要隨時根據變化的時和位,拿出相應的合理表現,以合乎“一陰一陽之為道”的規(guī)律。人在特定時、位條件下的合理表現,就叫作德。這個隨著時、位因應調整的智慧,可稱之為“修德配位,與時偕行”。唯如此,才能夠以道立身,安全、有序、有效地生活。如果說《易經》可以趨吉避兇,這便是它的趨吉避兇之道。《易經》最根本的價值就在于此。

      古往今來,很多人認為《易經》是用來算命的,通過演卦、占卜、看風水等可以預測吉兇,而一些特殊的人物通過畫符、念咒、擺物件等方法能夠逢兇化吉、遇難成祥。這是對《易經》最大的誤解。如前所述,《易經》有卦,但卦最重要的功用不在于占卜,而是模擬陰陽關系?!兑捉洝酚姓疾?,但占卜的本意并非用來預測吉兇,而是推演陰陽關系,即影響事物發(fā)展的各種因素,以探究、把握隱藏在現象背后看不見的規(guī)律。

      中國古代確有卜筮之學,即通過一定的方法預測吉兇。用龜甲或獸骨稱卜,用蓍草稱筮,合稱卜筮。但通觀相關經典記載可知,卜筮主要起兩個作用:

      一是彌補理性決策能力不足。

      比如要進行一場戰(zhàn)爭,決策時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是廟算,即決策層在太廟之中作形勢分析,把敵我雙方有利不利的因素作全面的比較,以判斷勝算,決定是否出戰(zhàn)。但有時很多因素并不能夠全然了解,無論如何計算都難以得出明確的判斷,這就出現了理性決策能力不足的問題。

      勝負難料又必須決策,便只好通過卜筮詢問所謂天意以作決定。類似的方法今天依然還在運用。比如一場籃球比賽,哪支隊伍先在哪邊才合理,再科學的方法也無法算出,只好拋硬幣決定。這是理性決策能力不足時的無奈之舉。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無論卜還是筮,操作的都是人,解釋權也在人,所以卜筮名義上是問天意,其實還是人在掌控。古代的卜筮之官,都是思想家、政治家,被認為是當時最智慧的人,他們常常會通過卜筮來影響政治。

      古代執(zhí)政者決策的過程,《尚書·洪范篇》有明確記載:“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彼姆N決策方法,卜筮是最后一種。這清楚表明,卜筮在當時既非最重要更非唯一的決策手段,只在理性決策能力不足時起輔助的作用。讓很多人出乎意料的是,四種決策方法中,居然還有“謀及庶人”,這竟頗有些發(fā)揚民主的味道了。

      第二個作用是統(tǒng)一思想振奮精神

      思想統(tǒng)一才能行動一致。高層決策之后,要通過卜筮的方式統(tǒng)一思想,讓大家認為天意在我,從而鼓舞士氣振奮精神。這在民智未開的時代,是十分有效的方法,也是一種無奈和必然的選擇。用《易經》的話說這叫“神道設教”①,用看似神秘的方式施行教化。古人重視祭祀,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正因為僅是決策的輔助手段,所以卜筮的結果也未必采用。有時候可能會操作失誤,也并非所有的卜筮之官都是英明的政治家。

      比如商朝末年武王準備起兵伐紂時,就發(fā)生了一件頗有意思的事情。此時的商紂政權已經搖搖欲墜,出征討伐可以說是順天應人、穩(wěn)操勝券。但按照當時的慣例卜筮時,卻都顯示不宜出征。于是有人便開始動搖。主帥姜尚當機立斷:“舉事而得時,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枯草朽骨,安可知乎?”說罷“乃焚龜折蓍,援(fú,鼓槌)而鼓,率眾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保ā短接[》)

      三千多年前的古人既以有此智慧,實在令人感慨。要知道,直到今天,迷信依然大有市場。

      從歷代權威的解讀可知,《易經》的重點從來不在于卜筮,其核心精神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白詮姴幌ⅰ背鲎浴吨芤住で浴ご笙髠鳌罚乔跃?,代表創(chuàng)造力;“厚德載物”出自《周易·坤卦·大象傳》,是坤卦精神,代表承載力。

      宇宙萬有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為有持久的創(chuàng)造力和強大的承載力。人要想不斷地有所創(chuàng)造和承載,必須要效法乾坤二卦的精神,做到“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是陰陽之道在人道中的體現,是人類社會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精神力量,是中華文化最基本的基因,被哲學家張岱年先生稱為“中華民族核心精神”②。

      1917年,梁啟超先生到清華大學做題為《論君子》的演講,曾引用這兩句話啟發(fā)清華學子修養(yǎng)君子人格③,為國家民族振興不懈努力。后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便成為清華大學的校訓。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綿延不絕,也正是因為具備這種精神特質。

          有了《易經》這個源頭,中華文化就開始了源遠流長的發(fā)展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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