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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寫作此文，決沒有為魏忠賢洗地的意思，只是希望能以最理智的態(tài)度來梳理明末這猶如一團亂麻的時局，進而尋出些于人有所裨益的東西。自古“宦官之禍”無代無之，而其中又以漢、唐、明三代為盛。但今人卻又獨知明代“宦官之禍”的慘烈，殊不知的漢唐之較于明代，其猶有過之而無不及。那么，這種認知層面的訛誤究竟因何而成形呢？在此，我將依據(jù)相關(guān)史料，并結(jié)合個人的理解談些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拋磚引玉，請教方家~ 一：漢家自有制度——明代宦官預政的必然性 自明太祖朱元璋“廢丞相而行六部以來，天下事務(wù)皆由皇帝一人負擔，百官群僚但承其事而已”。但人終究人，血肉之軀又怎能和鋼筋鐵骨的機器相提并論。面對每日“交章疊奏、亟待處理”的百官文牘，縱然精力充沛如朱院長者也有經(jīng)受不住的時候。 但赤貧出身的朱元璋對天下讀書人似乎有種天然的抵觸和不信任。雖然明知道治天下離不開文人士子的道理，但對權(quán)利的貪戀使他無時無刻不對朝中大臣們保持著極強的戒備。于是乎，親口規(guī)定“宦官不得干政”的朱元璋只能不得不“言與行違”的依賴起身邊的宦官。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朱元璋派內(nèi)臣趙成赴河州互市。而這不僅成了有明一代歷史上最早的宦官外出行使政權(quán)的案例。雖說在洪武朝宦官預政并未對朝政產(chǎn)生實質(zhì)性的影響，但“首開先河”的專斷作風卻毫無疑問的成了后嗣之君更張祖制的借口。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喜好斗蛐蛐的明宣宗朱瞻基一面感嘆每日工作的繁劇，一面為了騰出時間來發(fā)展個人興趣。在經(jīng)過多方思索和全面考慮之后，在后宮設(shè)立了“內(nèi)書堂（太監(jiān)學堂）”公開挑揀“秉性醇厚、姿性敏慧”的少年太監(jiān)入學，進而提高宦官們的文化水平，開拓眼界，以便學成之后能夠幫助皇帝處理朝政——遵照內(nèi)閣票擬的字樣，御筆朱批回復群臣。 而因為“內(nèi)學堂”在宣宗朝成效顯著，且又能滿足后世帝王懶政、惰政的主觀欲望。所以“太監(jiān)讀書、輔佐君王”成了明代皇權(quán)政治的一大特色。并為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預政、干政、亂政拉開了序幕，買下來了伏筆。 二：明代宦官集團的適應性和特殊性 明代宦官雖然手握“御筆朱批”的批紅權(quán)，兼任“監(jiān)察偵探”的東西廠衛(wèi)。但卻依然沒能像漢唐兩代的宦官那樣到達——隨意撥弄、操持、甚至于廢立皇帝的地步。因為究其實質(zhì)而言，明代龐然大物的宦官群體，不過是“狐假虎威”的“黔之驢”罷了。 明代的宦官雖然手握重權(quán)、勢傾中外。但無論是“批紅權(quán)”還是“東西廠衛(wèi)”都直接來自于皇帝，且只服務(wù)于皇帝。所謂“權(quán)勢煊赫、威勢絕倫”的大太監(jiān)在皇帝眼中也不過是區(qū)區(qū)工具和棋子罷了。他們之所以能夠肆行無忌、猖狂放誕，一方面是因為選擇他們的君王覺得他們乖巧聽話，能夠“默揣上意，毅然行之，生死不顧，無所避忌”。另一方面則是由于通過宦官的緩沖，明代的帝王可以避免直接與文官集團的爭斗，進而甩鍋于宦官集團，一旦形勢所需，他們可以馬上轉(zhuǎn)變策略，鏟除宦官集團或者替換文煥集團。如此，一旦內(nèi)廷和外廷形成勢均力敵的良好態(tài)勢，朱家王朝的帝位也就可以穩(wěn)如泰山，萬世一系了。 總而言之，明代的宦官就像是寄生蟲，又像是牧羊犬。無論多么的“形狀恫嚇、張牙舞爪、面目猙獰”，終究是寄宿于人，操持在彼。一旦皇帝有所不虞，其本人也就權(quán)勢頓消，只能“俯首帖耳、坐以待斃”。而這也就是為何終有明三百年，宦官之禍雖然慘烈，但又皆在控制之內(nèi)，雖屢有巨閹崛起，但終究沒能幻化形狀，形成氣候，制霸天下的原因。 三：魏忠賢閹黨的形成和覆滅 嚴格講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的形成充滿了偶然和巧合，一介庸奴魏四得以成長為數(shù)千年來數(shù)一數(shù)二的巨閹大憝，決然離不開東林黨的“細致關(guān)懷和大力扶持”。 形成：公元1620年，萬歷皇帝駕崩，失勢數(shù)十年的東林黨人因為在“國本案”中的出色表現(xiàn)，依仗庸碌寡識的泰昌帝順利上位。同年，泰昌駕崩，年僅十六的天啟帝朱由檢繼位，眼界卓識的東林黨人借著“紅丸案”“移宮案”兩大公案繼續(xù)執(zhí)政。 但“身在高位，取決國事”的東林黨眾不僅沒能“經(jīng)營疆惕，為國綢繆”。反而在朝廷之上大搞“白色恐怖”，他們“黨同伐異、排除異己”，將不屈從、不順服、不投效的百官同僚一律排擠、打壓。借此來經(jīng)營所謂的“眾正盈朝的東林帝國”。其用心之險惡，手段之殘忍，行事之卑劣。大有“睥睨千古，超邁古今”之勢。 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剛剛經(jīng)歷過“封疆案”的東林黨人在基本統(tǒng)一外廷之后，有黨魁楊漣等人牽頭，終于對內(nèi)廷太監(jiān)魏忠賢發(fā)起沖鋒，他們以“迫害先帝舊臣，違制干預朝政，導引君惡，亂逞淫威”的罪名要求天啟帝“大奮雷霆，集文武勛戚，敕刑部嚴訊”將（魏忠賢）以正國法。話說天啟雖然“弱質(zhì)”，卻并非“傻癡”，原就對東林黨眾在“封疆案”中的表現(xiàn)大失所望，并且已經(jīng)逐漸識破東林面目的天啟帝索性反其道而行之，提拔魏忠賢為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兼領(lǐng)廠衛(wèi)。 而驟升機要的魏忠賢在經(jīng)過短暫的彷徨之后，隨即改名易字——魏進忠改為魏忠賢，字完吾。并在“圣心”體貼入微的關(guān)照下，迅速集結(jié)深受東林黨人擠壓、打擊的朝臣百官。自此，一個以魏忠賢為首的，匯聚了當時朝中除了東林黨人以外的絕大多數(shù)朝臣的被冠以惡名的“閹黨集團”就此誕生。而剛剛成型的閹黨首當其沖的一件事，就是以雷霆萬鈞的手段不遺余力的“清掃”東林黨的勢力。 因為有了皇帝照拂的閹黨很快在朝廷之上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東林黨和閹黨陷入一種微妙的平衡，原本氣勢洶洶、波詭云譎的朝堂得到了難得的安寧。誠然，在閹黨的發(fā)展過程中，限于魏忠賢半文盲的特質(zhì)，自然也是良莠不齊、泥沙俱下。所以在制衡東林黨的同時，或因為東林黨的刻意宣傳，也因部分閹黨黨眾的肆無忌憚，閹黨之名大臭，天下人莫不咬牙切齒，恨不能“生食其肉而寢其皮”。但即便如此，依然無法掩飾所謂“閹黨”即是“帝黨”的本質(zhì)。 覆滅：公元1627年，青春正盛的天啟帝溺水驚悸而亡，年僅十七的崇禎繼位。早在蕃邸即頗聞閹黨惡名的崇禎雖對魏忠賢深惡痛絕，但卻在表面上采取了不動聲色的手段，這一階段，可謂是魏忠賢和崇禎帝之間相互試探、彼此調(diào)和的時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而對自身處境極為了然，迫切希望取得崇禎信賴，以期能夠順利完成由天啟爪牙向崇禎爪牙的成功過渡，崇禎繼位后不久，魏忠賢即親自上了一道名為《久抱建祠之愧疏》的奏章，試圖以此取悅崇禎?？上ьH受東林調(diào)教，不諳帝王權(quán)術(shù)，矢志清楚閹黨的崇禎皇帝卻并不打算就此繞過魏忠賢。只一味地虛與委蛇，并不曾明確表態(tài)，眼見如此，閹黨謀臣崔呈秀通過崇禎曖昧不定的態(tài)度斷定崇禎勢必要對閹黨下手。但即便如此，他除了勸魏忠賢先下手為強之外，卻也別無他法，只能坐待鍘刀而無可奈何。 崇禎元年（公元1627年），海鹽縣貢生錢嘉征上疏彈劾魏忠賢，期中所列罪狀十條：
得奏之后的崇禎于是宣召魏忠賢，當面“宣讀彈章”。聲勢絕倫的魏忠賢不禁“肝膽俱裂，震恐傷魄”，趕緊引疾辭職，希望能得崇禎垂憐而保全首領(lǐng)。崇禎趁勢罷免“魏氏一切權(quán)”，將其發(fā)配至“中都鳳陽祖陵司香”。同年，魏忠賢懸梁自盡，一代權(quán)閹就此灰飛煙滅。爾后，崇禎帝大肆清算魏氏閹黨。 當此之際，天下臣民無不歌功頌德、紛紛以圣君期崇禎。只可惜“樂極往往生悲”再度執(zhí)政東林黨并沒見得比魏忠賢能耐多少。崇禎二年，夸言“五年復遼”的袁崇煥“矯詔”殺了東江總兵毛文龍。失去肘腋之患的滿清趁勢入關(guān)。天下大勢遂漸至不可復挽之境。而身為“圣人門徒”的東林黨不僅沒有救國良策，而且又開始忙著“相互推諉、攻訐不斷”。 可嘆這群手握筆桿、口誅筆伐即是馳騁天下、澄清寰宇的東林圣手，除了黨爭、清談、吹牛之外終究沒有其他能耐。而“立志振刷綱紀、重建大明盛世”的崇禎皇帝直到此時才真正認清形勢，奈何“悔之晚矣”從此也只能“任人撥弄，與國淪亡”。 四：文人一支筆，殺人不見血 “以太監(jiān)為耳目，探查百官、窺伺天下”本是歷代帝王慣用的伎倆。畢竟，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見慣了皇位權(quán)爭的他們。猜忌，幾乎成了血脈遺傳的天賦。自古以來，多有謀朝篡位的文武將相，但又何曾有過登基稱帝的宦官閹人？“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失去了以太監(jiān)為爪牙之士的皇帝跟瞎子又有何區(qū)別呢，明末崇禎之事足為垂戒。 歷觀二十四朝以來的“宦官專權(quán)亂政”之事，明代的宦官集團完全不具備與漢唐兩朝的“宦官之禍”相提并論的資格。因為，無論是其黨人的構(gòu)成、權(quán)利的來源以及對朝政的掌控和影響，明代的宦官們都遠遜于漢唐兩朝，縱然是朱明末期“權(quán)傾天下”的魏忠賢，在權(quán)斗之際，也不是帝位尚未穩(wěn)固的新君崇禎的一合之敵。
“明亡于黨爭”看似公允和平的言論之后，我們批判的最多的卻是“閹黨”，同情的憐憫的則是“東林黨”?？梢坏┊斘覀兎_歷史圖冊，考察當時時勢，孰是孰非或許與我們的來本所知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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