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時，北方有個游牧民族叫翟，后為周朝諸侯國，傳到春秋時為晉國所滅。有個叫封荼的翟國遺民來投趙簡子，趙簡子問他，聽說翟國下過三天谷雨，這是真的嗎？封荼說，是。趙簡子又問，聽說還下過三天血雨，這也是真的嗎？封荼說，是。趙簡子再問，我還聽說發(fā)生過馬生牛、牛生馬的怪事，難道這也可信？封荼依然點頭稱是。趙簡子感慨地說，大道昭然，人說妖孽可以亡國，果真如此。封荼說，并非如此。您問的這些事都不奇怪。天落谷雨，其實是谷子被龍卷風刮上天所致；天降血雨，是鷙鳥在空中打群架所致；而馬生牛、牛生馬，是由牛馬雜牧造成的。以上這些，都不是讓翟國滅亡的妖孽。趙簡子問，那翟國的妖孽是什么？封荼答，國家凝聚力不強，國君年幼無能，卿大夫結黨營私，官吏橫行不法，政令不通而多變，士人貪婪而抱怨，這些才是翟國的妖孽。

　　趙簡子詢問的這幾件事，通常稱為“異常天象”，史書中多有記載，而且往往會與人間發(fā)生的事件聯系起來加以詮釋，所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夏朝末年，“兩日并斗，五星交錯，枉矢流，火神見”，被以為是夏桀將亡的征兆；殷商末年，大河斷流，被以為是商紂將亡的征兆；西周末年，三川竭，岐山崩，被以為是幽王將亡的征兆。那么，天象與人事究竟有沒有對應的聯系呢？封荼的回答是，天象異常自有其因，與國家興亡無關。盡管封荼的解釋不夠科學，特別是對馬生牛、牛生馬這種無稽之談的解釋，完全是他的主觀推斷。但不管怎么說，封荼對翟國滅亡原因的分析還是中肯的：亡翟者，翟人也。

　　在《呂氏春秋》中，也有一段述說亡國之兆的記載。太史屠黍見晉國有亂象，就帶著圖錄和法典歸順周國。周威公接見他時問，天下諸侯國，哪個先亡？屠黍答，晉國先亡。威公問其原因，屠黍答，我在晉國時，不敢直言勸諫，就拿日月星辰運行反常的怪象啟示君上。他說，這又能有什么用？我又拿人事處理不合道義而百姓積怨的世情啟示君上，他說，這又能有什么妨礙？我又拿鄰國不歸服、賢良得不到舉用的情況啟示君上，他說，這又能有什么危害？象這樣，就是覺察不到國之將亡的原因啊。所以我說晉國先亡。過了三年，晉國果然滅亡了。屠黍的預見雖然應驗了，但他對晉國滅亡原因的分析并未說到點子上。眾所周知，晉國亡于內部分裂，“三家分晉”是歷史給出的一致結論。

　　古時候，特別是在人類文明的初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不高，科學技術手段有限，人們對天體運行規(guī)律的認識還很朦朧，視天象為天帝的意志表現，往往把異常天象與生活中的吉兇禍福聯系起來。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早期的占星術通常是根據日月星辰的變化來占卜重大事件，如年景的豐歉，戰(zhàn)爭的勝負，民族的盛衰，國家的興亡，君臣的命運等，后來逐漸擴展到個人命運以及日常瑣事。在我國古代，不論是夷狄部落，還是中原大地，對天地間出現的異常征候，都會產生一定的應激情緒，或者看作是上天警告，或者認為是天賜祥瑞。漢班固所撰《白虎通義》說：“天之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边@樣的解釋雖然虛妄，但在客觀上也有積極意義，至少能夠警告那些為人君者，要敬畏天道，以德立身，體恤臣民，不可為所欲為。在君主專制的時代里，讓上天來監(jiān)督帝王，比起其他方式更具威懾力，因為他們都以為自己手中的權杖是上天賜予的。楚莊王對天不降災異甚至會感到憂慮和恐慌，幽幽地念叨說，是老天把我給忘了吧？若有那位觀天高人對君王說，你的作為讓老天震怒了，再不悔悟，這后果嘛，你懂的。即使再霸道的主兒，也會有所怵惕的。

　　自古而今，傾向于無神論的人不少?？茖W巨匠牛頓，以為宇宙的原動力來之上帝之手。即便在今天，占星術仍有一定的市場，天象異常時也會引起人們的猜測和緊張。前些年有消息說，2012年地球南北磁極將會發(fā)生逆轉，并有可能導致地球爆炸，傳聞風行時，就曾引發(fā)過一些人對世界末日來臨的恐慌。每逢大災降臨，社會上也總會有人借天象說事。用自然災異影射社會事件，無疑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現代人將這種歷史觀歸于神學目的論范疇。神學目的論認為，人世間的一切變故，都是天神在冥冥中主宰的。

　　反對“天人感應”學說的人也振振有詞。荀子及其弟子就極力反對神秘主義的天道觀，明確提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主張“制天命而用之”。王充在《論衡》中詳盡地分析和批駁了“天譴論”，認為“天道自然也，無為”。他打比方說，天有災異與身體有病是一個道理。血脈不調，人就會生??；氣候失調，天就會降災。王安石認為，天道與人事各有其常，兩不相關；自然災異盡管有時會和社會變故同時發(fā)生，但這只不過是巧合罷了，二者并無因果關系。針對當時有人利用“天生異象”攻擊新法，王安石嚴正回應說：“天變不足畏”！

　　如果我們撇開神秘的天象觀，重新審視天象與人事的客觀聯系，你就會發(fā)現，這兩者之間盡管沒有所謂的必然“感應”，但卻存在著一定的互動關系。自然災害不僅會帶來人間苦難，產生群體生存壓力，還有可能引發(fā)社會動蕩。不論是大旱大澇，還是蝗災、震災和瘟疫，都會造成極大的破壞力，以至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盜賊蜂起，加之官府賑災無力，勢必引起民變，有血性的壯士們就會揭竿而起。中國歷史上發(fā)生的農民起義，不是為人禍所逼，就是為天災所迫，其中有多次是長時間、大面積自然災害引發(fā)的。東漢末年，災荒頻仍，瘟疫流行，死人無數，社會危機日益加深，以張角為首的廣大農民被迫奮起反抗。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直接起因也是兵連禍結，其結果同樣是天下大亂。當然，自然環(huán)境的變異并非一定會引發(fā)社會動亂，關鍵在于各級政府是否預有儲備，積極應對，賑災恤民，安撫四方。唐代開元年間，河南、河北兩地旱災接連蝗災，由于宰相姚崇頂住朝野壓力，力主同心滅蝗，終于說服玄宗并得到的支持，降低了蝗災造成的損失，避免了因天災引起的社會動亂。

　　反過來說，人類破壞了自然生態(tài)平衡，也會導致“天象異?！薄Ｉ鐣碾y不僅會破壞生產力的發(fā)展，而且會催生和加劇自然災害。比如說我們改造自然，動機不可謂不佳，但在戰(zhàn)天斗地、移山填海、開采礦藏的過程中索取無度，破壞了生態(tài)平衡。比如說我們造福社會，用心不可謂不良，但在利用能源、發(fā)展交通、奪取高產的過程中節(jié)制不力，造成了環(huán)境污染，從而導致了冰山消融、海水上漲、氣候異常、陰霾多發(fā)、水質混濁、惡疾流行等一系列災難性后果，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xù)發(fā)展。

總之，自然現象與歷史事件之間，生態(tài)環(huán)境與社會發(fā)展之間，確實有著不可忽視的互動關系，只有順勢而為，調適得當，才能和諧共生，但把兩者關系神秘化、絕對化，把天象變異說成是歷史動因，就違背了自然與社會固有的客觀規(guī)律，無疑是十分荒謬的。

（作者 王兆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