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見到陳恕林（1934-2011）這個名字，是在《旅德追憶》一書中，他寫了一篇《歌德在德國》的文章（陳恕林《歌德在德國》，載萬明昆、湯衛(wèi)城主編《旅德追憶：20世紀幾代中國留德學者回憶錄》第329-33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頗能見出材料收集的不易和用功來。關于德國浪漫派的研究乃是汗牛充棟之地，那代學者能長期堅守于此,甚至以生命陪伴之,讀之令人嘆息。拿到這本《論德國浪漫派》，讀張黎先生的長篇前言，記述同學同事交往的友誼，很感慨。我想陳恕林先生的一生，其實也正折射出那代德文學科學者的艱難曲折的道路。

《論德國浪漫派》，陳恕林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6月版，59.80元

我曾因為研究朱光潛的《拉奧孔》漢譯史，考察過這段，幾乎對外文所的這代德文學者電郵采訪了個遍，當時任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學術委員的戈寶權回憶說，先請所內一位搞德文的年青同志去審閱，選了第十六、十七兩章校閱，并將意見用鉛筆寫在譯稿上，但經(jīng)錢鍾書、馮至等人聯(lián)合再審，則發(fā)現(xiàn)青年人校對有誤，而朱譯文基本正確，我推斷這個青年人應是陳恕林的可能性較大（參考葉雋《作為20世紀60年代翻譯史事件的〈拉奧孔〉漢譯本出版——以出版社、大學與科學院的若干人物為中心的考察》，載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2013》第274-289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如此說法，并非是要彰人之病，而是希望能更清晰地把握那代人的學術史定位，因為對于那代青年學者來說，他們的成長過程可謂“坎坷艱辛”，真正取得大成績的也屬鳳毛麟角。而考究他們成長的“仆仆風塵”，其實也是學術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始終認為學術史研究不僅需要“蓋棺論定”，也需要“補偏救弊”“彰顯公正”！我們應感謝張黎先生為我們記錄下陳恕林的基本信息和學術態(tài)度：

我想這段話語雖然樸實無華，但卻足以表現(xiàn)陳先生的品格和對學問的態(tài)度。實事求是說，我認為陳氏天分不高，可這里表現(xiàn)出的治學精神，卻足以為后世范，值得后來者仔細思量和學習。

《論德國浪漫派》全書分為四篇，分別討論德國浪漫派的淵源與流變、獨特的文藝理論、熱點難點問題、人物研究，顯然并不能稱作理論意義上的系統(tǒng)，但卻勾勒出了一個整體性的輪廓來。我想此中恐怕也不乏整理者和同行張黎先生的貢獻。比較出彩的，當然應算是《啟蒙運動與德國浪漫派》一文，他做了這么一段綜述：

他在注釋說明其出處是Romantikforschung seit 1945. Hrsg. von Klaus Peter, VerlagsgruppeAthen?um Hain Scriptor Hanstein, 1980, S. 20. 若我沒記錯的話，我曾在社科院圖書館昏暗的地下室書庫里借到過這本書，史實梳理的確實很細致，想不到卻是那代學者憑借來構建文章的主要依據(jù)。

就文學史和思想史脈絡而言，德國浪漫派確實是一個難以回避的核心話題，也牽涉到更為廣闊的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的視域，是個絕對可以“大做文章”的好平臺和研究對象。在我看來，這是個結構性問題，即“啟蒙理想—浪漫情徑”的二元關系是具有古希臘以來西方基本思維模式的“邏各斯-秘索思”結構的一種呈現(xiàn)，在這樣的思路中或者我們可以將原有的設定——即德國浪漫派是一個文學流派，做些拓展性的理解，即我所謂的“啟蒙思脈—浪漫思脈”的結構問題。不過，將其作為傳統(tǒng)的“浪漫派”來理解，也自有其價值和意義，雖然國內相繼出版過《德國浪漫主義作品選》、“德國浪漫派文學叢書”等，但基本上還是淺嘗輒止，談不上大規(guī)模的譯介和研究。范大燦（1934-）主編的五卷本《德國文學史》對這段做了比較詳細的梳理（《德國文學史》第3卷，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頗見功力，可以參照。而在具體的研究領域，也有像《德國早期浪漫主義女性詩學》《文學的絕對：德國浪漫派文學理論》這樣的專著或譯著出版，其研究的細度，都可以說“后來居上”了。

第三代德文學科的學人經(jīng)驗其實也是大時代之下那代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雖然這是非常特殊和坎坷的一代人，但他們仍在非常艱難的條件下努力持守學人的本分，像張黎、葉廷芳、陳恕林等先生都是這樣的。我曾分析過本學科第二—第三代人的承繼特點，即“馮至學派與專攻趨勢”。大致說來，從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趨勢是“專攻”，楊武能、張玉書基本上是守住歌德、海涅，這從他們的著述和場域活動中都可以看出，最多略作拓展，楊武能也涉獵海涅、席勒、萊辛等，而張玉書對茨威格則致力頗多；而葉廷芳則開辟出卡夫卡的新學域，旁涉迪倫馬特等（請注意，這一點很重要，是在原有的師承譜系中沒有的。這主要和葉廷芳自己的學術敏感度有關）；余匡復、高中甫也都以歌德為中心，但前者還拓新出布萊希特（當然對布萊希特的重視，其實也可以追溯到馮至那里；而就馮至來說，則恐怕更多只是完成一項“政治任務”而已），并對德語國家的文學史撰述頗有建樹?？傮w而言，第三代學者最大的遺憾是未再能出現(xiàn)一個如馮至一樣的通才人物?；蛟S也是現(xiàn)代學術發(fā)展到后來的無奈，“術業(yè)有專攻”是學科發(fā)展的必然趨勢，隨著大家各自抱殘守缺的基本治學方式的形成，即便想要成為通才，也往往陷入面對龐大研究對象的有心無力。

當我進所的時候，第三代學者基本上都已經(jīng)退休了。除了和葉廷芳先生接觸較多之外，與其他的先生們也就往往只是“偶爾碰面”而已，比較熟悉的是張黎、高中甫、寧瑛等先生。如今我也離開了。寫這篇文章還是想到標準問題最重要，無論環(huán)境的一時變化如何，學術的標準終究是不會改變的，“天行有常”！作為研究者，我們畢竟是在用納稅人的錢，應當承擔起基本的責任，那就是按照學術內在的規(guī)律去行事持守，因為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不斷接近我們所探索的學問之道！科學院是一個國家的科學與學術的榮耀，如果僅僅是過于積極地為現(xiàn)實服務，那恐怕終究還是有問題的。因為按照洪堡的理念，國家“不應就其利益直接相關者要求大學，而應抱定以下信念：大學倘若實現(xiàn)自身目標，那也就實現(xiàn)了、并且是在更高層次上實現(xiàn)了國家的目標，而這樣的收效和影響的廣大，遠非國家之力所能及”。

在2008年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文學研究中心成立大會上，葉廷芳（1936-）先生以學科領袖的態(tài)度發(fā)表了“中國德語文學的現(xiàn)狀與展望”的主題發(fā)言：“……在中年一代的日耳曼文學研究學者當中，有才華、有前途的人才不是幾個，而是一批。如今，當我們這一代人即將歷史地、遺憾地走完全程的時候，看到你們蓬勃地崛起，感到由衷的喜悅。因為我從自己的經(jīng)歷中深切地感到，中國的人文科學，特別是靠外文運作的人文科學像我們這一代人的狀況，除個別外，是很難有更大作為的。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絕大多數(shù)都沒有出國深造的機會，吸收的信息和資料相當有限而且片面，思維都根據(jù)某一種意識形態(tài)單軌運行，更何況從1957-1977這20年間至少有十二三年的時間和精力都被政治運動消耗了！科學要成為科學，必須綜合全人類的智慧結晶，站在時代的制高點，在多元視野下進行自由選擇和探索，才有可能。沒有這個前提，就休想成為真正的學者?！保ā吨袊抡Z文學的現(xiàn)狀與展望》，載葉廷芳：《卡夫卡及其他——葉廷芳德語文學散論》第395頁，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9年）或許，這正可視為學術接力棒的交接過程的標志。

包括葉廷芳、陳恕林等在內的第三代學人現(xiàn)在基本上都淡出歷史舞臺了，或許也逐漸到了總結這代人學術史經(jīng)驗的時候了，并不僅是為了對他們客觀地“評功論定”，而是為了“客觀定位”，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清楚地告訴后來者，自己所在的學術共同體的來龍去脈，腳下的學術軌跡又究竟該如何展開，如何才能承擔起一個知識人的本分與責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陳恕林這部“三十年磨一劍”的專著或許不僅是對德國浪漫派研究有意義，也是學科史上一個難得的研究標本，因為它更反映出那代學人的坎坷、艱難、限度，以及守持的精神。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