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要忠實于原文嗎？

skysun000001 202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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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日劇《失戀巧克力職人》截圖

作者：拙棘

本號原創(chuàng)

乍看之下，這個問題簡直不值一提，翻譯當然要忠于原文。不過事實上這個問題還是值得一說的，一是因為對立觀點其實并沒那么荒謬；二是因為“忠于原文”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說法細究之下其實挺復雜。

我們先來談第二點：什么是忠于原文。

一種最樸素的翻譯設想認為，翻譯就是把外文詞匯換成中文詞匯，而無論外文詞匯還是中文詞匯，歸根到底都是表達形式，它們表達的具體意思可以且應該是一樣的；或者我們稍作讓步：也許特定語言中的文采、詩意會在翻譯過程中喪失，但基本的意思可以被無損保留下來，意思是客觀的、對應于物的，文采、詩意是主觀的、依賴于文化的。

這種思想背后的語言哲學圖景大致是這樣的：世界上有各種東西，我們用詞語指向這些東西，意義即指稱。因此，用哪種讀音、以什么樣的符號來表達“綠色”是偶然的，也許在另一個世界里，我們把綠色稱為紅色，但這只是讀音問題，綠色終究還是綠色，無論你叫它綠色還是紅色還是green，它就是那種顏色。

這當然是一種很樸素的語言哲學設想，只對一些簡單的名詞有一定的解釋力。同時翻譯也不只是一個把外文詞匯換成中文詞匯的過程，我們還要處理語法。不同語言語法不同，如果完全按英語的順序用漢語翻譯定語從句，那翻出來的句子大概沒法讀，我們得調整語序。調整語序后的譯文還算“忠于原文”嗎？

我們大概都會同意，調整語序不會對忠于原文這一理想構成威脅，雖然它確實打擊了一種非常樸素的直譯幻想。

更復雜的問題是，翻譯是概念體系之間的對話，而非孤零零的詞匯直接進行調換。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語言中蘊藏著不同的概念體系，這些概念體系對物理世界作出了不同的劃分，還構造出了形形色色的精神世界。

舉例來說，在理論書中，good一般翻譯成善。但善在中文里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與惡相對；good的含義則寬泛得多，作為名詞指的就是好東西，包括但遠不限于道德意義上的好，和壞東西而非惡相對。從這個小例子可以看出，不同語言中的詞匯并非一一對應，很多時候譯者無法簡單找詞，而要積極選詞乃至造詞，努力用母語傳達對方的思想。

而有些概念甚至沒法意譯，因為我們缺乏相應的歷史經驗或思想維度，我們的語言中缺乏相應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往往會放棄用字面意思傳達概念理解，而采取音譯，比如菩薩、巴士；或音譯為主帶點意譯，比如浪漫。

我們也許可以用法國理論式的夸張說法宣稱“翻譯是不可能的”。用不那么誤導人的大白話講就是，很多時候那種樸素的翻譯理想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我們不可能原原本本、不打折扣地傳遞原文的內容，我們的文化、語言多多少少會扭曲、遮蔽原文的意思。反過來，這意味著為了盡可能準確、完整地傳達原文的意思，我們要積極調用母語中的資源，盡可能減少翻譯過程中的意義損耗。

綜上，譯者需要根據所處文化環(huán)境選擇譯法，而這當然是一種積極的行為，某種意義上帶有創(chuàng)造性，不同于樸素理解的非常被動的翻譯行為。但積極翻譯和讓目標讀者理解作者原意并不矛盾，很多時候恰恰是為了讓讀者理解原意，才不能那么刻板翻譯；積極翻譯讓讀者理解作者原意和把作者的思想及表達改造為客觀上（譯者認為的）更好的樣子則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在這種意義上，忠于原文這一理想只能在非常寬松的意義上成立，它既不同于逐字對應的樸素直譯，也不同于改寫，但它和改寫之間并不存在非常明確且堅實的分界線。用積極的翻譯技巧消極傳達作者的原意可以被認為是在踐行忠于原文這一原則。

我們差不多可以把翻譯活動理解為是在不斷追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原文作者是一個高明的——比如說——中文寫作者，他會如何用中文寫作這本書。（事實上更準確的說法是，如果作者是一個和他的母語水平相當?shù)闹形膶懽髡撸麜绾斡弥形膶懽鬟@本書。）不過這么說有點模糊；也許我們勉強可以給出一個技術性界定：翻譯要以概念而非句子為單位，原文中出現(xiàn)過的每個概念都應該在譯文中得到明確體現(xiàn)。

在此，我們必須警惕一種非常糟糕的混淆：將“譯者可以積極使用翻譯手段來消極傳達作者的原意”這個合理的說法與“譯者可以積極改寫原文，使其變得更好”這個絕大多數(shù)人都會認為是不合理的說法混為一談。

那么“譯者可以積極改寫原文，使其變得更好”這個說法究竟合不合理？為什么要忠于原文呢？這真的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理想嗎？

這個問題乍看荒謬，但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讓它顯得不那么荒謬：我們可能會覺得希臘神話太黃暴了，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有必要把相關內容都隱去；我們也許會認為某些帶有種族主義偏見的書是大毒草，因此要把里面帶歧視色彩的詞匯都改為中性詞匯，比如把黑鬼改成黑人；我們大概還會覺得《紅樓夢》里各種繁復的服飾、器具描寫對外國讀者而言太無聊太令人費解了，因此認為應該在譯文中一筆帶過，而非原原本本翻譯出來。

通過這幾個例子，我們使“改寫式翻譯”顯得有點說服力了。那么翻譯到底要不要忠于原文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回過頭去問下翻譯是為了什么。

翻譯首先當然是為了讓母語讀者了解相應的外文文獻。之所以希望母語讀者了解這些文獻，是因為譯者（策劃者）認為它們有某種價值。最常見的是思想、審美之類的正面價值，我們可以通過閱讀譯本吸收原著中的這些價值。但我們也會翻譯一些本身很糟糕的文獻，比如希特勒的書，以“供批判之用”。具體講就是不認為它本身有價值，但通過它，我們可以了解其他國家的思潮，了解一些歷史事件的背景，得到一些教訓，等等。

在譯者眼中，本身有正面價值的作品也許依然談不上盡善盡美，還可以變得更好一些；本來便很糟糕的作品就更不用說了，渾身都是等待被批判修正的缺點。那么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前者改寫得更好一些，把后者徹底改寫成能直接提供正面價值的作品？絕大部分情況下不該這么做。

這倒不只是因為譯者要假設作者比自己更高明，因此要謙遜一些，畢竟有時候原文作者確實傻得明顯、壞得厲害。之所以一般情況下不該改寫作品，還有兩個更重要的原因。首先，譯者不該替代讀者去思考，不能假設讀者都是缺乏辨別能力、思考能力的人（也因此，在翻譯兒童讀物的過程中改寫乃至刪減是比較容易被接受的），讀者完全可以通過閱讀錯誤的乃至邪惡的作品得到成長；其次，譯者不應簡化、扭曲“思想事實”。須知，那些文本不只是思想的載體，我們讀它們不是單純?yōu)榱宋掌渲械乃枷?。它們本身也是思想史的構成部分，我們讀它們也是在了解歷史、了解事實。而只有將其“原原本本”翻譯出來而非改寫成更好的作品，我們才能了解思想事實。

說到底，這是在尊重歷史，尊重讀者個人智識成長的小歷史，尊重人類思想發(fā)展的大歷史。直接把正確觀點投喂給讀者，生怕讀者被錯誤觀點毒害是一種很傲慢也很不可靠的做法。沒接觸過錯誤觀點的讀者滿腦子都只有缺乏根據的單薄信念，它們也許確實是正確的，但卻往往不堪一擊。我們要做的是培養(yǎng)復雜思考的能力，而非投喂所謂的正確觀點。

最后還有一個也許并非不值一提的理由：忠于原文是一種合乎正義的做法，我們不能讓糟糕的、邪惡的作者獲得好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