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參考自鄭旭旭《從術至道：近現代日本武術發(fā)展軌跡》

先放一張照片：

可能很多人都認出了中間的孫中山先生，沒錯，這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孫中山作為中華民國全國鐵路督辦，在日本和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合影。左三即支持中國革命最為熱烈者宮崎滔天，不過他并不是這張合影里最有名的日本人，最有名的日本人是孫中山右邊第二位的小個子。

這個小個子，提起他的本名，還只有本領域的國人才知道，但提起他的“藝名”，可以說，在中國無人不曉。

1978年10月鄧小平先生，訪問日本期間，日本電視劇《姿三四郎》在我國各地熱映，一時間萬人空巷。劇中主人公姿三四郎的原型就是圖中的小個子，嘉納治五郎早期的學生西鄉(xiāng)四郎。劇中柔道老師矢野正五郎的原型就是嘉納治五郎。電視劇由黑澤明的同名電影改編而成，腳本作者是富田長雄，他是嘉納治五郎的早期學生，四大天王之一富田常次郎的兒子。所以《姿三四郎》基本是一部半傳記片，西鄉(xiāng)四郎以短小的身材使用名為山嵐的摔法，屢次將身高體大的對手摔得毫無招架之力，在奠定講道館柔道技術權威的警視廳的大比武中，為講道館柔道的發(fā)展立下了頭功。

黑澤明版姿三四郎續(xù)集，這一集講姿三四郎對拳擊、空手道

山嵐，一種從站立式開始的摔法，這種摔法是抓住對方的領子或用手臂穿到對方上臂后將對手頭部向自己的身體前下方拉，用自己背部貼到對方的身體前面，類似中國跤的大背包，迫使對手以頭部為圓心身體為半徑向前摔出，摔法之勢如疾風從山頂刮到山下，銳不可當，稱為山嵐。因為西鄉(xiāng)個子小，不用下蹲就可以整個人潛入對方的身前，并用自己的背部，貼在對方的胸腹前面。

被稱為“西鄉(xiāng)四郎之前沒有山嵐，西鄉(xiāng)四郎之后沒有山嵐?！?/span>

表現西鄉(xiāng)四郎山嵐絕技的雕塑

根據嘉納治五郎的回憶錄記載，講道館成名不久，來了兩個美國人，是一對兄弟，慕名而來學習柔道，要求先與講道館的人比試一下，哥哥是大個子，身高180厘米，體重80公斤以上，講道館的小個子西鄉(xiāng)四郎應戰(zhàn)，身高僅152厘米的西鄉(xiāng)沒給對手任何機會，將對手玩弄于掌中，多次將大個子美國哥哥摔得騰空而起，輕松的制服對手，一時講道館名聲大振，入門者倍增。西鄉(xiāng)四郎似乎在印證嘉納治五郎以柔克剛，以小勝大的柔道技術理想。

西鄉(xiāng)經常與嘉納治五郎一起研究投技的細節(jié)，因為對手是活的，摔倒對方的技法也需要根據對方的變化而變化，而西鄉(xiāng)四郎則是善于把握這種變化的天才，所以他能以152厘米的身高，用自己研究的山嵐摔法稱雄一時。

在中國武術的傳說中經常有“絕招”之說，其實從人體的動作而言，并沒有絕招，一個動作是否有效，看是誰用在誰的身上，西鄉(xiāng)四郎的山嵐在他身上，就是絕招，而別人用起來，就未必有效，這就也許就是講道館在西鄉(xiāng)四郎照片旁所題“西鄉(xiāng)四郎之前沒有山嵐，西鄉(xiāng)四郎之后沒有山嵐”的意義所在吧。

這位柔道的天才不滿足于柔道的“小技”，他希望成為馳騁亞洲大陸的英雄，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革命充滿了同情和興趣，他后來成為《大阪新聞》（日報）的記者，來中國報道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大阪新聞》的主辦者是孫中山的朋友，鈴木天眼，宮崎滔天。據有關記載，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時，武昌城內唯一的日本人就是西鄉(xiāng)四郎，清朝統治被推翻之后，孫中山先生專程來往前往日本，感謝日本友人，與鈴木天眼，宮崎滔天等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合影時，西鄉(xiāng)四郎，就位于中山先生的右側，這張照片也放置在講道館100周年的畫冊之中。

青年時代西鄉(xiāng)四郎的英姿

明治23年（1890），25歲的西鄉(xiāng)四郎突然給外游中的恩師嘉納留下了一紙《支那渡航意見書》的長文，離開了講道館。嘉納治五郎因此將西鄉(xiāng)西郎逐出師門，但是當他后來英年早逝時，嘉納對愛徒痛惜不已，追授他為講道館柔道六段，并在授段證書中題詞：“講道館柔道創(chuàng)始之初，助我研究，其投技之奧妙，數萬弟子之中，技藝無人出其右?！币恢钡郊渭{治五郎生命最后的1938年，他還曾經對一位學生說，“講道館草創(chuàng)之時，在研究技術方面，西鄉(xiāng)四郎與我花費苦心，共創(chuàng)一塊天地，此后再也沒有像他那樣有天賦的弟子了?！?/span>

之后的大約10年間，西鄉(xiāng)四郎一直行蹤模糊。一些歷史研究家根據僅有的資料和蛛絲馬跡，推斷西鄉(xiāng)成為了“大陸浪人”的一員，曾先后輾轉去過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和臺灣。1900年，西鄉(xiāng)四郎再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這時的他，罹患風濕等病癥，已不見當年的壯士風姿。兩年后，他在同鄉(xiāng)兼好友鈴木天眼創(chuàng)辦的長崎《東洋日出新聞》擔任責任編輯等職。1911年，西鄉(xiāng)作為長崎《東洋日出新聞》的特派記者從長崎坐船經上海到達武漢，進入革命軍和清政府軍對陣的前線觀戰(zhàn)。并發(fā)回了如下報道：

午飯后由同氏（小山田劍南）帶路出門觀戰(zhàn)。停車場附近的支那市街由于廿七八日的激戰(zhàn)，皆罹患戰(zhàn)火，非常慘烈。走過此處，來到鐵路（戰(zhàn)線區(qū)域），則尸骸累累，其悲愴慘淡的光景，非小生拙筆所能盡述。此處的尸體皆是革命軍的。再往前行，來到北軍（清政府軍）的陣地，停車場右側丘陵（劍南氏草庵前）樹蔭下排列著野炮6門，正在向大別山和支那新市街的南軍（革命軍）發(fā)射榴散彈雨，看到3名別著紅十字徽章的德國人在繁忙地指揮。炮煙蒙蒙，炮聲隆隆，猶如百雷齊落。步兵、騎兵以停車場的建筑作為中心，左右來回奔跑，其壯快氣勢，實在無可名狀。

這是作為記者身份的西鄉(xiāng)四郎由武漢發(fā)回日本的以《武漢觀戰(zhàn)通信》為題，刊載于《東洋日出新聞》1911年11月7日的一段報道文字。西鄉(xiāng)在武漢一共停留了約50天，期間他發(fā)自戰(zhàn)地的《武漢觀戰(zhàn)通信》在《東洋日出新聞》被連載，共計16次，約2萬字。

通讀西鄉(xiāng)發(fā)表的16篇通信，西鄉(xiāng)對中國革命軍一直以來深懷同情和支持的態(tài)度，他在一次通信中甚至這樣寫到：“其意氣昂然乃具沖天之氣概，如此應該可以達成興漢滅滿的目的。想到此，不由自主地擺正姿勢，以示敬意”（《東洋日出新聞》1911年11月20日《武漢觀戰(zhàn)通信》）。而最有趣的，此時指揮革命軍的，是西鄉(xiāng)四郎老師嘉納治五郎學校的另一位學生，黃興……

講道館的中國學員中，最著名者是無疑是文豪魯迅。

在嘉納治五郎的自傳《我的生涯與柔道》中記載，”最早接受中國留學生時，只是少部分，后來張之洞等不斷的送學生來，我建了一個大房子，將私塾改為學院，自己也搬到那里去，并于1903年（明治36年）3月在院內開設了講道館柔道分場。并讓在學院學習日語的中國學生練習柔道，清朝的學生中也有幾人達到了初段水平。“

魯迅入講道館學習的誓約書簽名

魯迅在柔道界可以說有很高的輩份，但水平如何？有說法稱他已經熟練掌握了中拂、內服、站力摔、誘摔、擒拿技等多種技法，是當時33人中的佼佼者。其子周海嬰曾經說過，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曾練習柔道，是在日本最早接受柔道訓練的中國學生之一，說他經常穿著白色的柔道服和同伴在柔道館里摔打。不過，這顯然只能是周海嬰聽別人所說，至于是誰講給他聽的，已經不可考。

魯迅是否達到了“初段”水平，很難確認，主要是魯迅自己對這段柔道經歷從未提及，甚至在后來與中國武術人論戰(zhàn)，被對方說自己“不懂武術”時也未提及。魯迅是1902年4月入弘文學院，到1904年4月結業(yè)。魯迅有很多日本朋友，在他寫的文章中提到過的日本友人有內山完造，有解剖學的老師藤野先生，卻沒有宏文學院的嘉納治五郎。

魯迅為何對校長和館長沒有感情，有一種說法是因為嘉納治五郎的尊孔，而魯迅作為五四一代的領袖，對孔子非常反感。

嘉納治五郎７９歲著柔道服留影

魯迅回憶說，“這是有一天的事情，學監(jiān)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去行禮吧，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的心里想，正因為絕望于孔夫子和他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嗎？一直覺得很奇怪，而且發(fā)生這樣的感覺的，我想絕不止我一人。”

但講道館一直以魯迅曾學習講道館柔道為榮，除魯迅之外，學習講道館柔道的名人還有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

孫中山、魯迅、姿三四郎的故事，可以看到那個時代中國的一個側影，關于孫中山對武術的態(tài)度，我們寫過一篇文章：有興趣的可以看看。孫中山更看重國術對提振民族士氣，強國強種的作用：

孫中山說國術和飛機大炮同等厲害，他是糊涂了嗎？

無論是武道技，還是武士道，都對日本的日俄戰(zhàn)爭等一系列勝利幫助很大，可以說是日本明治成功的重要力量，但也后來被軍國主義所利用，成為將日本推向萬劫不復的力量之一。這兩方面，都是既值得我們中國人學習，又值得我們警醒的。

而魯迅，雖然屬于柔道界的前輩，但對國術卻持批判的態(tài)度，主要是反感國術的神秘糟粕文化（嘉納在對古柔術的整理中也曾經大量去除類似的內容），曾經與人論戰(zhàn)，反對“打拳”。在講道館學習的他，見到嘉納對柔道的整理，更加感到國術界的混亂吧。他與孫中山誰對？應該說是一件事物的兩面，應該講孫中山是“取其精華”，而魯迅則是“棄其糟粕”吧。

換句話說，放在今天，無論是反對中國傳統武術的糟粕，還是致力于中國武術的改良，傳承，都不能說是錯的，真正錯的，是無腦的，不分青紅皂白的進行吹與黑。

就像魯迅和嘉納治五郎在“尊孔”問題上的矛盾，魯迅這一代，經歷“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到了亡國滅種的關頭，覺得非將中國舊文化打破，接受現代文明，重新與世界接軌不可。而嘉納這一代日本人，經歷了明治維新的成功，日俄戰(zhàn)爭的勝利，打破舊文化，與世界融合的任務已經完成，更加感到要找回和守住自己民族文化根基的重要，才能使自己的民族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民族——哪怕這個文化是來自于中國的。

在我們今天，學習，趕超西方的目標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終于基本達成，我們是否也應該有嘉納那樣的眼光和心胸，重新完成包括中國武術在內的中國文化的重新整理，和復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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