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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里戲外說哇揚

       錦里春風故人 2021-08-07

      戲里戲外說哇揚

      撰文/徐波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他不會覺得一切都是虛空,一切都是捕風,也不應覺得只是活著,為活著而活著。他知道自己必死,但他能夠這樣對自己說:我生命的全部意義和價值在于我不是生而死,我是向死而生,是詩意地棲居。

                                       ——題記

      哇揚戲是印尼人傳統(tǒng)藝術(shù),其表演具有宗教性質(zhì),也是人類學家格爾茲據(jù)以研究爪哇人宗教的經(jīng)典案例。從哇揚戲的戲里戲外,我們可以明白一個道理:活著是動物的本能,生活唯有人才擁有,要生活不僅要活著,還必須具備審視生活的觀點。無論是科學的,哲學的,審美的,還是宗教的觀點,都是人們用以理解世界的觀點,是要賦予人的生命以意義,使人有別于動物,不只是活著。在這個意義上,蘇格拉底所說“未經(jīng)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是有道理的。

      哇揚戲,即印尼的皮影戲,是印度尼西亞的國寶,2003年列入世界非物質(zhì)遺產(chǎn)名錄。哇揚戲是一個綜合性的傳統(tǒng)藝術(shù),包含戲劇表演、音樂、語言、文學、繪畫、雕塑等多種藝術(shù)元素。最初的哇揚戲是人影表演,隔著幕布觀眾只能看到角色扮演者達朗的影子,后來逐漸演變?yōu)槠び?/span>人偶,叫做哇揚(Wayang),意思是神圣的影子。 這些皮影人偶一般是牛皮雕刻成的,也有用山羊皮雕刻的。

      關(guān)于哇揚戲的起源有兩種說法,即爪哇起源說和印度起源說。爪哇起源說認為,哇揚戲最早源于東爪哇,其與當?shù)孛癖姷纳鐣?、文化、宗教密切?lián)系,戲中不少角色是當?shù)鬲殑?chuàng),在世界其他地方皮影戲中找不到,如普納卡萬(Punakawan)這一組角色。普納卡萬是四個小丑,一場哇揚戲中不管英雄是誰,他們四人永遠是英雄的仆人。他們在劇中負責搞笑和與觀眾互動,以調(diào)和史詩的嚴肅氣氛,同時,代表平民,反抗眾神。此外,哇揚戲的名稱和表演時所用到的語言都來自爪哇語,而不是其他語言。印度起源說認為,哇揚戲來自印度,是與印度教一道傳到印尼的。現(xiàn)在流行的哇揚戲的劇目包括歷史戲、鬼神戲、愛情戲以及宗教戲,受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的影響較大,以印度的兩大史詩——《羅摩衍那》與《摩訶婆羅多》作為主流劇目。當然,哇揚戲在接受這兩部印度史詩故事的過程中進行了改編和補充,使其適應印度尼西亞的宗教和哲學。因此,應該說哇揚戲是真正的爪哇藝術(shù),是印尼民眾的創(chuàng)造。

      印尼的哇揚皮影戲是由達朗(dalang),即皮影操縱師、加美蘭樂師,以及哇揚戲歌女組成。表演時,皮影操縱師在白色幕布下方操縱玩偶,并且通過用腳控制金屬板或者用手敲打木槌來指揮加美蘭樂隊Gamelan,而加美蘭樂師環(huán)繞在其身后配樂。在加美蘭樂隊中間,一般會安排一兩位歌女吟唱符合故事情節(jié)或者哇揚戲劇本的詩歌。哇揚皮影戲伴奏使用的印尼傳統(tǒng)加美蘭音樂,演奏樂器從數(shù)量上來說伸縮性較大,有時會有數(shù)十件樂器組成一個樂隊,主要使用的樂器有鑼、鼓、木琴、弦樂及管樂。

      皮影操縱師達朗的地位非常高,很受人尊重,子承父業(yè),代代相傳。達朗的兒子一般在13歲時開始到另一位達朗處學徒,學徒期間除了要幫助師父布置幕布、伴奏音樂,以及干各種雜務外,還要進行冥想和苦行的精神修煉,包括在夜間裸露身體和在演出時禁食等。達朗的訓練除了皮影操縱技術(shù)外,主要包括學習皮影戲的宗教象征意義,包括一些口傳文本的素材。達朗要了解皮影戲所象征的宇宙萬物,如燈象征太陽,香蕉樹干表示大地,幕布代表宇宙秩序,操縱桿兒被看作人的骨骼,而拉線則當成人的筋骨。這樣,達朗既是表演者,又是教育者和僧侶。他們必須善于通過動作、聲音、吟唱和對白,以及復雜的語言等多種藝術(shù)手段來表演劇情。達朗在表演過程中要聯(lián)系當前的事情即興表演,用各種格言、諺語和警句啟發(fā)觀眾,生動形象地傳達宗教思想。

      表演哇揚戲不是一般的娛樂,而是具有宗教儀式性質(zhì),所以表演時有一些神秘的儀式,例如,一開演達朗首先取出生命之樹“卡雍”(Kayon),這一皮影代表了連接地球和靈魂世界的軸心。達朗會將生命之樹在幕布上旋轉(zhuǎn)擺動,象征著生命氣息進入周圍的皮影之中。在接下來的演出中,生命之樹會用于場景的變換,作為火、雨、風、大海等自然現(xiàn)象的象征。在表演結(jié)束時,達朗也會拿出生命之樹代表對精神世界描述的結(jié)束。

      著名人類學家格爾茲在其《文化的解釋》一書的第三編討論宗教的含義時,對爪哇的哇揚戲予以“深描”,借以作為說明爪哇人宗教世界的人類學案例。格爾茲認為,在宗教信仰與實踐中,一個群體的精神氣質(zhì)之所以表現(xiàn)出合乎理性,是由于它被證明代表了一種生活方式。宗教象征符號在具體生活方式和特定形而上學之間形成了基本的一致,這使得雙方各自借助對方的權(quán)威而互相支持。因此,宗教就是“(1)一個象征的體系;(2)其目的是確立人類強有力的、普遍的、恒久的情緒與動機;(3)其建立方式是系統(tǒng)闡述關(guān)于一般存在秩序的觀念;(4)給這些觀念披上實在性的外衣;(5)使得這些情緒和動機仿佛具有獨特的真實性。”根據(jù)格爾茲的定義,宗教作為一種象征體系通過它所展現(xiàn)的因果,它所闡釋的神秘,形成為另一個生活世界。人們擁有這另一個生活世界就是擁有一種宗教。

      格爾茲認為,宗教觀與常識觀、科學觀和審美觀共同構(gòu)成人們用以理解世界的四種觀點。常識觀是按照看見的原本樣子來簡單接受世界,是一種樸素的實在主義,出于實用的動機,希望對世界進行操作,使之符合實用的目的,或被動地去適應它。常識世界本身當然是文化產(chǎn)物,它是我們行動的既定場景和既定目標。在科學觀中,恰恰是這種既定性消失了??桃獾膽岩珊拖到y(tǒng)的探索,為了進行公正觀察而懸置實用動機,試圖在分析世界時利用正式概念,力求科學地把握世界是其目標。至于審美觀則涉及另一種樸素實在主義和實際利益的懸置,完全忽視日常經(jīng)驗,熱衷詳細描述外觀表面,認識到這個世界上呈現(xiàn)于我們面前的事物沒有實用意義。就像常識觀和科學觀一樣,這種看的方式,不是變戲法變出來的,而是通過奇妙的類客觀事物(即詩歌、戲劇、雕塑等藝術(shù))來被引發(fā)、被沉思的,事實上也是這樣被創(chuàng)造出來。

      宗教觀與常識觀的差別在于,它超出日常生活的現(xiàn)實而進入了一個更廣闊的、對后者加以修正和完善的現(xiàn)實中。它也不同于科學觀,它對日常生活的探究不是訴諸懷疑和分析,而是需要獻身和交心。它不像藝術(shù)那樣去靜心營造一種表面的,幻覺的氣氛,而是深化對現(xiàn)實的關(guān)注,并力求創(chuàng)造一種徹底的實在性氛圍。正是這種“千真萬確”的感覺,成為宗教觀的基礎。同時,宗教象征體系為它所推崇的生活方式,樹立了令人信服的權(quán)威,這構(gòu)成宗教活動的本質(zhì)。
       
      正是在宗教儀式中,“宗教概念是真實的”、“宗教指引是有道理的”,這類信仰以某種方式產(chǎn)生出來。在特定的儀式中,生活世界與想象世界借助象征符號形式得以融合,變成同一個世界。因此,人類宗教信仰的出現(xiàn),是以宗教儀式的具體活動為背景的。任何宗教儀式都涉及到精神氣質(zhì)與世界觀的象征性融合,在這些儀式中,一方面是情緒和動機,另一方面是形而上的觀念,纏繞在一起,它們塑造了一個民族的精神意識。這些儀式可以稱為“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s),不過并非所有的文化表演都是宗教表演,因為象征形式也可以服務于多種目的。對于來訪者,宗教表演只是某一特定宗教觀點的呈現(xiàn),并且因而可被審美地欣賞、科學地分析,但對于參與者來說,宗教表演還是對宗教觀點的展示、形象化和實現(xiàn),就是說,它不僅是他們信仰的內(nèi)容,而且是對信仰內(nèi)容的信仰。在這些儀式性的戲劇中,人們在塑造他們的信仰時,也就獲得了他們的信仰。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的宗教信仰“具有天然的雙重性,既按照現(xiàn)實來塑造自身,也按照自身來塑造現(xiàn)實”。

      據(jù)上述,格爾茲認為爪哇人的宗教概念為爪哇人提供了一種普遍的理念框架,根據(jù)這種框架,智力、情感及道德的廣泛經(jīng)驗才可以獲得意義形式。例如,爪哇人對“味”這個概念的理解和運用。“味”(rasa)本是一個古梵語詞匯,意思非常敏感,不易把握。成書于公元前后的古印度戲劇學著作婆羅多的《舞論》對味有闡釋,味論是婆羅多戲劇學的基石。婆羅多認為,各種原料和調(diào)料的混合產(chǎn)生味,各種情的結(jié)合也產(chǎn)生味。味似乎是指戲劇藝術(shù)的感情效應,即觀眾在觀劇過程中體驗到的審美快感。味是植物的汁液,事物的精華,任何詞語的意義也是味,所以這個詞有“味道”和感知、意義的意思。(上世紀末有一個很著名的古典印度曲風的New Age音樂組合就叫作“Rasa”,其專輯Devotion紅極一時。)格爾茲認為,爪哇人借用味這一概念,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新的理解舞蹈、情感及政治等現(xiàn)象的方式。一種概括化的宇宙秩序,一套宗教信仰,就是對社會關(guān)系與心理活動的世俗世界的一種注解。它使這些關(guān)系和事件變得可以把握。它們不僅在宇宙意義上解釋社會與心理過程,同時還塑造這些過程。味除了是一種真、善、美的觀念,也是一種被人偏愛的經(jīng)驗實踐模式,一種不動情的超脫、一種泰然處之的態(tài)度、一種堅定的平靜。這種由宗教取向產(chǎn)生的情緒與動機,賦予一個族群的世俗生活以神圣性。

      神圣象征不只表現(xiàn)正面價值,它也表現(xiàn)負面價值。它不僅指出善的存在,也指出惡的存在,以及二者間的沖突。這樣,善惡呈現(xiàn)于特定族群的世界觀中,象征化于他們的宗教中,并反過來表現(xiàn)在他們的整個生活特質(zhì)中。因此,“在神圣儀式與神話中,價值不是被描繪為主觀性的人類偏愛,而是被描繪為具有特定結(jié)構(gòu)之世界中默許的強加于生活的條件?!备駹柶澱J為,被一個民族視為神圣的象征(或象征復合體)各地極為不同,而爪哇人的神圣象征,他們的道德的,審美的基本價值觀念則表現(xiàn)于扎根最深、發(fā)展最完美的,具有宗教儀式性質(zhì)的藝術(shù)形式哇揚戲中。

      如前所述,印尼哇揚戲的故事情節(jié)主要改編自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戲中主要有三類角色(1)史詩中的諸神,主神是西沃(Siva)及其妻子杜加(Durga)。2)國王與貴族,最主要是兩群貴族,即潘得沃斯(Pendawas)和考諾沃斯(Korawas)。潘得沃斯是英雄五兄弟,考諾沃斯有一百人,是潘得沃斯的堂兄弟。后者篡奪了前者的王國,由此引起爭斗,最后以前者的勝利結(jié)束,這是哇揚戲的主題。(3)是爪哇人在原來角色之外增加的角色,即偉大的丑角普納卡萬(Punakawan)這一組角色(格爾茲說是賽瑪?shù)热?,現(xiàn)在哇揚戲中是四人),他們是潘得沃斯的隨從和保護者。賽瑪實際上是主神西沃的兄弟,雖粗俗笨拙,卻是哇揚戲中的重要角色。哇揚戲有三類情節(jié),首先是對話情節(jié),即兩群對立的貴族面對面討論他們之間的爭端;其次是戰(zhàn)爭情節(jié),即對話不成便訴諸戰(zhàn)爭;第三是粗俗熱鬧的喜劇場景,丑角愚弄貴族,或相互愚弄。

      哇揚雖然講述王國之間的故事,但它并不是反映現(xiàn)實社會政治世界,而是描摹感覺與愿望的內(nèi)部世界。如格爾茲所說:“現(xiàn)實不是在自我之外尋找,而是在自我之內(nèi)尋找;因此,哇揚戲表演的不是啟人深思的政治,而是形而上的心理學。”對于爪哇人來說,主觀經(jīng)驗之流代表了整個宇宙的縮影;在易變的思想情緒內(nèi)部世界的深處,他們看到了所反映出的終極現(xiàn)實。格爾茲把這種內(nèi)向的世界觀與爪哇人的“味”概念聯(lián)系起來,認為味是這種世界觀的最佳體現(xiàn)。味有兩個基本意思,即“感覺”(feeling)和“意義”(meaning)。作為“感覺”,味可以是爪哇人傳統(tǒng)上的五種感知,即說、看、聽、嗅、感(feeling)之一,所以喜怒哀樂、愛恨情仇、酸甜苦辣等等都是味。作為“意義”,味既指文本、詩歌、言談的語詞意義,也指人際交往中肢體動作間接和暗指的意思,還表示舞蹈動作的內(nèi)涵意義,等等。在消除了世俗存在的所有含糊性之后,所獲得的最深層的意義當然是味。味既指“感覺”又指“意義”,這樣,爪哇人主觀獲得的終極宗教體驗就是客觀的終極宗教真理,任何復雜的事情都與其主觀經(jīng)驗相關(guān),人類行為的考量都是以個人所經(jīng)歷的情感生活為依據(jù)的。因此,爪哇人特別重視個人情感的管理和個人行為的控制,以達到心理的平衡和內(nèi)心的寧靜平和。這樣,個人的直接目標是情感寧靜,因為激情是瘋狂粗魯?shù)母星椋m合孩子、動物、瘋子、蠻人和異邦人。爪哇人的終極目標是神秘的直覺,即對終極味的直接領(lǐng)會。

      因此,爪哇人的宗教是神秘主義的:通過精神性修行,在純粹的味中發(fā)現(xiàn)上神。相應,爪哇人的倫理和審美是以非享樂主義的情感為中心的:情緒平穩(wěn),感情平和、心如止水都是受到贊許的心理狀態(tài),是真正高尚的品質(zhì)。然而,爪哇人的寧靜平和并不是退隱式的,不是要從社會撤出,而是必須身處其中方能獲得。它是此岸的神秘主義:“從出世中并不能得到寧靜;你應該入世,食人間煙火,心靜即可”。

      爪哇人這種此岸的神秘主義的世界觀和禮儀為中心的精神氣質(zhì)以不同方式表現(xiàn)在哇揚戲中。首先是借助明確的感性形象表現(xiàn)出來。潘得沃斯五兄弟代表著五種感知,為獲得神秘的直覺,五兄弟必須緊密合作,形如一人。皮影和皮偶,以及皮偶的設計和顏色,以及伴奏的加美蘭樂師的曲調(diào)都有象征意義。皮影等同于人的外部行為,皮偶則等同于人的內(nèi)在自我,內(nèi)在的心理現(xiàn)實決定外在行為,所以重要的是人內(nèi)心的力量。哇揚戲的道德內(nèi)涵有時也類比地解釋為:皮影操縱人達朗對皮偶的絕對控制對應于上神對人的控制;有禮的言辭和粗暴的戰(zhàn)爭之間的相互轉(zhuǎn)換對應于國與國之間的關(guān)系。如格爾茲一再強調(diào)的,哇揚戲的主要目的是描繪內(nèi)在思想與感覺,給內(nèi)在感覺以外在形式。在哇揚戲中,不同的煩惱、愿望是由一百個考諾沃斯代表的,自控能力則由其堂兄潘得沃斯等代表的。故事表面是國土之爭,因為這樣,故事才能看著真實,味的抽象元素才能由具體角色顯現(xiàn)出來。哇揚戲中充滿戰(zhàn)爭,這實際上代表了每個人主觀中卑鄙的與純凈的沖動間持續(xù)的沖突。

      當然,哇揚戲的觀戲規(guī)則似乎也是某種象征類比意義,盡管格爾茲沒有對此進行深入闡釋。據(jù)格爾茲描述,哇揚戲表演會持續(xù)一個晚上,在表演進行中,達朗根據(jù)劇情需要從香蕉樹干上取下并替換皮偶,用一只手將它們舉過他的頭,放在油燈與幕布之間。從達朗這一邊看過去(傳統(tǒng)上這一邊只允許男人坐),可以看見皮偶本身,它們的影子映在幕布上;從相反的那一邊看(婦女和孩子們坐在那兒),看見的只是皮偶的影子。這種觀劇規(guī)則既有宗教神秘象征意義,也是傳統(tǒng)父家長制男權(quán)主義權(quán)威的表現(xiàn)?!俺墒斓摹蹦腥擞袡?quán)窺探幕布后的玩兒皮影者的操作,而自控能力“弱”的婦女和兒童只能留在幕布前看戲。對于認同這套象征的爪哇人,這樣一個宗教象征體系傳達真正的知識,即關(guān)于生活必須/必需據(jù)以進行的關(guān)鍵條件的知識。對象征所代表的道德-審美規(guī)范無知的人叫做不知禮俗,不懂規(guī)矩,他們“還不是爪哇人”,或者“尚不成其為人”,如小孩、傻子和瘋子都歸入其中。

      現(xiàn)代的爪哇人與從前爪哇人不是一回事,從前他們是在這種具有宗教性質(zhì)哇揚戲中了解自己的歷史文化,學習古老的風土習俗,塑造自身的道德和審美觀念,感悟那說不清道不明的,神秘的“味”。哇揚戲的情節(jié)和許多元素來源于日常生活世界,但不能認為哇揚戲鏡子般反映了日常生活,它描摹的是爪哇人的內(nèi)心世界,是他們精神世界的象征,它就這樣反過來塑造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使日常生活世界不只是實在,在其宗教象征世界的作用下,還具有意義和神圣性。這樣的日常生活世界才是符合禮俗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因而日常生活才是有意義的人的生活。

      然而,這種曾經(jīng)充實爪哇人精神世界的藝術(shù),卻在社會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中悄無聲息地沉寂下來。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哇揚戲的沒落似乎是一個緩慢而又不可逆轉(zhuǎn)的過程。社會的世俗化和都市化,外來文化的滲入逐漸抽空了哇揚戲的精神內(nèi)涵,娛樂性上又大不如好萊塢大片。 哇揚戲不再作為道德與文化的載體,縱然政客還利用哇揚戲來做政治宣傳,城市中仍有皮偶制作工作室和國家博物館,偏遠的鄉(xiāng)村的夜空繚繞著哇揚戲的樂聲,來自國外的游客必然去哇揚戲場獵奇,不過那些僅僅是徒具一副軀殼而已,爪哇已經(jīng)迎來了它的后哇揚戲時代。

      新時代的哇揚戲是“世界非物質(zhì)遺產(chǎn)”,它不僅屬于印尼,而且屬于世界,不過印尼人還能從中體悟到“味”嗎?那些還在堅守和保護哇揚戲的印尼人,他們還信仰它嗎?在后哇揚戲時代,日常生活世界與宗教信仰世界沒有了這種相互轉(zhuǎn)換,相互支撐,相互賦意,人們不再能從舊有的宗教信仰中尋求生活的意義。社會變遷帶來的舊有文化意義框架與現(xiàn)代社會結(jié)構(gòu)之間的不適應和斷裂,使生活本身失去了意義!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世俗的各種意識形態(tài),包括民族主義,是否能取代原生的地區(qū)性的宗教信仰,在實現(xiàn)政治上的跨地區(qū)統(tǒng)治的同時,又能克服人們心理上的拒斥,為他們提供一個精神世界,賦予日常生活以意義,錘煉出屬于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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