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危機中批判理論的再思考

批判理論最初是作為對20世紀20—30年代的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回應而誕生的（Horkheimer, 1968; Morton, 2003）。更具體地說，批判理論一直致力于反對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厭女癥、恐同癥、反智主義、經(jīng)濟不平等和權力政治。然而，近年民粹主義的興起對批判理論提出了特別的挑戰(zhàn)。

批判理論家對于批判理論的歷史作用及其潛力缺少共識。對許多國際關系（IR）學者來說，民粹主義政治運動的興起凸顯了對批判理論未能實現(xiàn)其解放性政治目標的長期擔憂（Andrews, 2013: 67, 72; Austin et al., 2019: 4; Kurki, 2011: 129；Michelsen, 2018；另見Murphy, 2007: 118）。許多國際關系批判理論家對自己的方法論感到失望（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view, 2021; Security Dialogue, 2019），對其缺點的解釋以及解決方案也大相徑庭。一些學者認為，批判理論未能實現(xiàn)其解放的目標，因為他們過于注重元理論和理論工作，忽視了對具體政治問題的參與，也沒有進行實證研究，以提供令人信服的世界政治的替代性描述（Anievas, 2005; Brown, 2013: 490; Browning and McDonald, 2011: 235; Hamati-Ataya, 2013; Schmid, 2018: 1；Sylvester, 2013: 615）。如果批判理論從事“批判性問題的解決”（Post-Critical IR?, 2018），專注于對緊迫的政治問題進行實證分析，而不是從事元理論反思，或將提高其政治效率。

第二種觀點認為，批判理論與當代政治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的根源在于批判理論本身的原始概念的（各種）非批判性方面。它無法把握不同形式的知識及其政治影響，批判理論與歷史脫節(jié)，需要更新以便能與當代政治問題相關聯(lián)。

第三種立場認為并非批判理論的原始概念包含了非批判性的因素，而是它的后續(xù)發(fā)展出現(xiàn)問題。因此，批判理論被指責為一種“失控”的發(fā)展，它把一些最初的、仍然有效的核心假設拋之腦后。解決辦法在于回到批判理論的原始表述，可以通過恢復批判理論的一個權威分支來重新建立其政治相關性。

這些不同的補救措施提出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這些分析聲稱，批判理論之所以失敗，要么是因為它與歷史脫節(jié)（超脫或落后），要么是因為它與實踐脫節(jié)。然而這種說法直接違背了批判理論的兩個核心假設：即所有的知識都是歷史的，理論就是實踐。

本節(jié)對1980年代以來批判理論在IR中的表現(xiàn)進行了經(jīng)驗性的說明，以檢驗以下兩個說法：批判理論與歷史和實踐脫節(jié)。

關于批判理論與歷史脫節(jié)的說法有兩層意思：一是指批判理論未能解決歷史上的相關問題；二是指批判理論自身的分析概念沒有隨著歷史環(huán)境的變化而發(fā)展。

將批判理論引入國際關系中，與19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戰(zhàn)相吻合。批判性的IR學者最初致力于將批判理論聚焦于十分狹窄的IR議程：實證主義、現(xiàn)實主義、安全。因此，Ashley展示了Waltz的實證主義理論概念如何將IR研究的 "有用性 "限制在建立對客觀現(xiàn)實的控制上，而不是促進國際事務中的相互理解（Ashley, 1981: 217; Walker, 1987）。同樣，馬克思主義學者一方面區(qū)分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 "方法"，另一方面區(qū)分了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理論（MacLean, 1988: 309; Thorndike, 1978: 56），用前者來對IR中的實證主義進行批判（Cox, 1996: 85-971）。哈貝馬斯主義者也指責實證現(xiàn)實主義無法超越“單純的描述和對當前事務的說明”（Hoffmann, 1987: 244-245, 231-232, 244-245; Linklater, 1990: 10），無法說明世界政治的合作結果（Müller, 1994: 15）。女權主義學術也從批判實證主義開始（Peterson，1990）并轉而對核心現(xiàn)實主義文本進行女權主義的重新解釋（Tickner，1989）。

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和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重新出現(xiàn)，國際秩序的單極形態(tài)及其等級性質成為關注重心，批判理論轉向分析支撐這些變化的自由主義話語。馬克思主義者對全球化的論述提出質疑，并將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解釋為（葛蘭西式的）霸權（Gill, 1993: 3; Rupert, 1995）或“公民社會的帝國”（Rosenberg, 1994）；后結構主義者分析了全球治理的生物政治性（Dillon和Reid，2001）；哈貝馬斯主義者則看到了傳統(tǒng)民族國家“克服道德缺陷的前所未有的機會”（Linklater，1998：5；Müller，1994：38）；女權主義者調查了全球治理中的性別政治經(jīng)濟（Whitworth，1994），以及通過發(fā)展政策剝奪婦女權力的問題（Kabeer，1994）；后殖民主義學者分析了南北關系的等級結構（Doty，1996），文化和帝國主義在歐洲政治和國際思想中的作用（Inayatullah and Blaney，2004；Jahn，2000），以及“流氓”和 “失敗”國家的話語政治（Bilgin and Morton，2004）。

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無法實現(xiàn)和平、繁榮、民主和尊重人權的承諾。因此，2000年代見證了國關學界對自由主義原則（自由貿(mào)易）、做法（干預）和機構（國際刑事法院）的日益抵制，以及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分化和消亡。在此背景下，批判理論家們調查了恐怖政治（Debrix和Barder，2009；Reid，2005）、自由主義內(nèi)部的矛盾（Jahn，2013）、地緣政治的回歸（Teschke，2006）、邊界政治（Vaughan-Williams，2012）、宗教在IR中的作用（Pasha，2017）和新政治角色的出現(xiàn)（Epstein，2008）、諸如不穩(wěn)定的新問題（Vij，2019）以及普遍的抵抗（Eschle和Maiguashca，2005）。

總之，自從引入國際關系學科以來，批判理論對歷史發(fā)展十分敏感，并對國際秩序的變化進行了分析。更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批判理論每一路徑都經(jīng)歷了與歷史背景相一致的重大理論發(fā)展，批判理論在實質上或理論上都沒有與歷史脫節(jié)。

作者將把那些被學界廣泛討論的問題作為“緊迫的政治問題”，并作為“經(jīng)驗性” 分析方法劃定為如人種學實地考察和訪談，以及文件、圖片、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的分析等。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批判理論家系統(tǒng)地對緊迫的政治問題進行了實證分析。在冷戰(zhàn)和和平運動的背景下，女權主義者利用田野調查和實證研究來調查戰(zhàn)略話語（Cohn，1987）并通過兵役來再現(xiàn)性別不平等（Yuval-Davis，1985）。在南斯拉夫戰(zhàn)爭中，女權主義者通過訪談和統(tǒng)計方法分析戰(zhàn)爭中的強奸（Stiglmayer，1994），后結構主義者分析了其媒體表現(xiàn)（Campbell，1998）；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實證比較1990年代和19世紀末的世界經(jīng)濟一體化，對全球化的主流話語提出挑戰(zhàn)（Hirst和Thompson，1996），女權主義者通過研究國際組織的政策文件，揭露了全球治理的性別性質（Meyer和Prügl，1999）；女權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學者還在索馬里進行了田野調查（Miller和Moskos，1995），并分析了有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干預科索沃的國際法律文本（Orford，1999）。

在21世紀9/11事件后，批判理論學者對不同政治自我犧牲案例進行實證分析（Fierke，2012年）、對穆罕默德漫畫危機進行后結構主義調查（Hansen，2011年）、對伊拉克事件中敵人形象的作用進行分析（Dodge，2012年），以及分析反恐戰(zhàn)爭中先發(fā)制人的法律影響（De Goede，2008年）。此外，批判學者實證調查了艾滋病危機及其對安全和治理的影響（Elbe，2009）。批判性的IR學者還對具體的人權斗爭及其后果（Odysseos，2011）以及武器貿(mào)易和許可戰(zhàn)略（Stavrianakis，2008）進行了深入的經(jīng)驗分析。

簡而言之，批判理論學者經(jīng)常使用“經(jīng)驗性”的方法系統(tǒng)地分析“緊迫的政治問題”。

IR教科書經(jīng)常包含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甚至是一般的批判理論的章節(jié)（Baylis等，2017；Sterling-Folker，2013）。這些批判學者現(xiàn)在占據(jù)國際關系和政治學界重要一席（University of Sussex, 2018）。類似于后殖民主義這樣的批判學派促成了全新的研究領域，如英國的黑人研究（Andrews，2016）和美國的非洲研究（Cornell University，n.d）。今天，批判性的學術研究發(fā)表在主流期刊上——從《國際研究季刊》到《歐洲國際關系雜志》，而且它有自己的刊物，如《安全對話》或《國際政治社會學》。專業(yè)的國際關系協(xié)會由南方學者、婦女和LGBTQA組成（ISA，n.d.）。因此，即使主流方法和實證主義在IR學界仍然占主導地位，批判理論已經(jīng)從根本上改變了該學科對IR研究的理解和研究路徑（Rengger和Thirkell-White，2007：5）。批判理論也促進了權力關系的轉變，以及學術機構內(nèi)部的組織和文化改革。

批判理論的政治影響并不限于學術界，還轉變了公共觀念并動員了社會力量。例如，馬克思主義和后殖民研究廣泛挑戰(zhàn)了關于全球化的霸權話語，從而促進了反全球化運動、對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和發(fā)展政策的抗議（Krishna, 2000: 155-156）、氣候變化談判（Saran, 2015）并影響難民和移民政策（Bilgic, 2018）。學術理論也影響了激進政黨和英國脫歐等熱點問題。個別批判性學者還積極參加了各種政治項目，例如“糾正企業(yè)錯誤”的運動（Coleman，2015）。

批判理論還影響了政府和國際組織的政策。例如，后殖民主義和女權主義思想反映在英國政府2010年通過的《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 2020）中。女權主義的工作導致國際刑事法院承認強奸是一種戰(zhàn)爭罪，并將解決性暴力和性別暴力的政策納入人道主義政策（Veit，2018）。批判學者還擔任人權和武器貿(mào)易委員會的專家（Stavrianakis, 2015），他們在環(huán)境方面的工作也得到聯(lián)合國的認可（Newell, 2020; Newell and Simms, 2020）。

批判理論成功地導致了社會內(nèi)部和社會之間的法律和政治變革，同時他們也成為建制的一部分。總之，經(jīng)驗證據(jù)表明，在過去（近）40年里，批判性的IR理論與歷史發(fā)展密切相關，并對嚴重的政治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批判理論塑造了廣泛的政治原則、實踐和制度。

批判理論一詞最初是由Max Horkheimer創(chuàng)造的，Horkheimer吸收了“傳統(tǒng)理論”的某些特征并設計了“批判理論”來解釋科學和國家社會主義（以及后來的民粹主義）的共存。

Horkheimer的批判理論概念的核心是理論與實踐（科學與國家社會主義）的關系。首先，實證主義預設了思維與現(xiàn)實、理性與社會之間的分離。理想情況下，理論的作用是彌合這一鴻溝（Horkheimer, 1968: 16-17）。然而，這種假設忽略了思維本身是由社會塑造的，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因此思維和現(xiàn)實是不能分開的。

第二，實證主義聲稱其語言在原則上是普遍有效的，可以應用于所有的知識領域。只要確保某一特定理論的所有元素都是經(jīng)驗上可證實的，并有邏輯上的聯(lián)系，其研究就可以從最簡單的認知對象跨越到最復雜的對象（Horkheimer, 1968: 13）。然而，Horkheimer指出，如果理性確實獨立于現(xiàn)實，那么實證主義的科學就完全是自我參照的：它永遠只能檢驗自己的理論，而不能解釋科學以外的目的。

最后，實證主義科學的目的是盡可能使經(jīng)驗性知識對社會有用（Horkheimer, 1968: 13）。然而，實證主義科學不能掌握社會目的，它只有在參考社會的現(xiàn)有目的時才有價值。

因此，Horkheimer認為，只要整個社會是不合理的，理性就不可能獨立存在（Horkheimer, 1968: 27-29, 36）。實證主義的缺點意味著，如果科學想要阻止暴力和不公，就必須克服理性與現(xiàn)實的分離，這需要對整個社會進行改造。任何關于更好的社會的實質性愿景都植根于現(xiàn)有社會，是其產(chǎn)物，并受到其限制。這種分析產(chǎn)生了兩個基本假設。第一，理論就是實踐?？茖W在社會中發(fā)揮著構成性作用，因此不存在一個脫離政治實踐的知識生產(chǎn)領域。第二，思維、科學、認知本身是社會形成的，所有的知識都是歷史的（Horkheimer, 1968: 23）。

因此，批判理論不能提供一個實質性的解放概念（Horkheimer, 1968: 31），改造社會的解放性目標必須轉變成一種調節(jié)性的理想，而這又為批判理論提供了兩個核心原則。首先，批判理論對“生產(chǎn)性”、“有價值”、“進步性”等術語持懷疑態(tài)度，因為它們是參照現(xiàn)有社會而不是其轉型而定義的。因此，批判理論缺乏傳統(tǒng)理論的“實用主義”特征，也不能像傳統(tǒng)理論那樣被“消費”（Horkheimer, 1968: 27, 29, 35-36）。其次，批判理論尊重這樣一個假設：理性與社會、知識與現(xiàn)實、理論與實踐是相互構成的，它拒絕在科學過程中將它們分離。因此，批判理論反思了知識生產(chǎn)本身，通過研究知識構成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Horkheimer，1968：36）。

盡管批判性的IR理論家受到眾多思想家的啟發(fā)，但是他們最初支持的兩個核心原則都來自相同的論點：理論“總是為了某人和某種目的”而建立（Cox, 1996: 87; Devetak, 2013: 164; Campbell and Bleiker, 2016: 198）從而使科學失去了客觀性或整體性的阿基米德點（George and Campbell, 1990: 270-271）。為了克服這些限制，批判理論旨在“將社會和政治綜合體作為一個整體”（Cox, 1996: 89）。但是，由于這個整體最終仍然是不可觸及的，批判理論不能提供一個更好的社會的權威性愿景（Cox, 1996: 97）。因此，為了保持整個社會轉型的可能性，批判理論拒絕參與使現(xiàn)有秩序更順暢的“具體問題解決”（Cox, 1996: 89）。相反，批判理論家通過反思“理論化的過程本身”（Cox, 1996: 88；Hutchings, 2007: 72；Rengger, 2001: 105）打開思維空間（Ashley, 1981: 217；Ashley and Walker, 1990: 259；George and Campbell, 1990: 269-270, 288）。此外，抵制解決實際問題是想象另一種社會或國際體系的可能性的條件，它在創(chuàng)造批判性思維和想象力的空間方面發(fā)揮了關鍵作用。

首先，如果批判理論不能提供一個更好的社會的實質性愿景，它就不能為政治實踐提供任何（權威的）指導（Horkheimer, 1968: 31）。其次，在一個分裂的社會中，物質和意識形態(tài)的力量起到了支持特權的作用，所有的群體都代表著特殊的利益（Horkheimer, 1968: 37-38）。因此，批判理論不能把特定的個人、群體、問題或事業(yè)確定為作為未來公正社會的種子（Horkheimer, 1968: 37-38）。

但這并不意味著批判理論沒有政治影響。批判性（像任何其他）理論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影響，因此也可能有助于改善社會中的特定群體。批判理論因不同歷史問題應運而生（Weber, 2014: 533），特定的批判理論解決社會中的具體問題，因此不可避免地與社會的發(fā)展糾纏在一起。雖然批判理論家取得了一些政治成就并解決了社會中的特定問題，但這也導致了各種“批判”項目的建制化，同時，民粹主義的崛起意味著這些成就并不等同于整個社會的轉型。因此，批判理論的特殊成就似乎與整個社會轉型的失敗相伴而生。

然而，這種對失敗的認識與最初的元理論原則相矛盾，在元理論層面，批判理論 “從來都不是'準確的’或'錯誤的’；它只是或多或少地具有啟發(fā)性，或多或少地具有挑釁性，或多或少地具有煽動思想、想象力、欲望、更新的可能性”（Brown, 2002: 574），而這種潛力的實現(xiàn)是通過破壞事物的熟悉性、提供不同的敘述、拒絕“有用”、關注構成實踐的思考來進行。但是，批判理論家并沒有將這些原則應用于當前的政治關頭，而是將最近的政治發(fā)展解讀為批判理論失敗的經(jīng)驗證據(jù)，解讀為與歷史脫節(jié)、與實踐脫節(jié)的證據(jù)。

最近的辯論并不是與歷史脫節(jié)，而是完全符合并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壓力。從歷史上看，國際關系中批判理論的引入和發(fā)展幾乎與新自由主義時期完全吻合，因此也與經(jīng)濟原則、市場和競爭的各個領域吻合。這一發(fā)展因冷戰(zhàn)的結束而被放大，并導致全球化。

此外，市場原則和競爭的延伸包括知識生產(chǎn)和教育（Brown, 2005; Harvey, 2007）。知識現(xiàn)在被視為一種商品，而教育則是經(jīng)濟增長、發(fā)展和全球競爭力的動力。正如Patrick（2013年）的研究表明，大學成為了商業(yè)上可利用的知識的生產(chǎn)者。盡管高等教育體系存在巨大差異，但所有政策的共同目標是引入競爭，全球大學排名影響到所有這些政策，也影響到知識的性質：所有不容易被商品化的知識會失去其價值。因此，大學對適用的和可銷售的知識的需求不斷加強"（Brown, 2002: 573）。批判理論可以為學校提供一個“進步”的契機，并有助于吸引學生。批判理論家已經(jīng)把自己變成了知識企業(yè)家，批判理論已經(jīng)成為學術機構的一部分，因此也受到了學術機構的壓力。

這種背景及其壓力反映在批判理論的最新發(fā)展中。生產(chǎn)適銷對路的知識的壓力直接破壞了拒絕變得“有用”的原則，并為“關鍵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強有力的激勵（Post-Critical IR?, 2018）。鑒于對適用知識的需求，專注于構成實踐的知識過程的原則似乎是在浪費時間，需要直接參與實踐（Kurki，2011）。無處不在的競爭導致了成功和失敗的個體化，因此也導致了批判學者的過度自我批判（Conway, 2021）。

因此，今天批判理論并未與實踐和歷史脫節(jié)。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批判理論家被深深地嵌入到新自由主義的動態(tài)全球化中，新自由主義對替代性思維空間的封閉為他們帶來痛苦。正是因為批判性理論參與并依賴于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知識生產(chǎn)實踐，所以它承受生產(chǎn)“有用”的知識的壓力，從而放棄了最初的批判原則。

解決方案就在于脫離自由主義的束縛：創(chuàng)造空間，使不同形式的思考再次成為可能。而這正是批判理論的核心原則所要求的：通過迫使理論家遠離問題本身，轉而關注構成問題的知識，通過拒絕直接解決問題，轉而向各種創(chuàng)造性的政治角色提供看待這些問題的新方法。這并不是反對批判理論家進行實際政治參與，而是反對混淆政治實踐和批判理論，因為后者從未承諾對整個社會進行實際改造，它承諾為政治想象力創(chuàng)造空間，當理論被用來適應實踐時，這個空間就會關閉。

審校 |  楊影淇 丁偉航

排版 |  吳夢婷 彭凌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