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松原朗在考論中國離別詩時深有所悟：“詩歌本身就是從唯恐與他人斷絕關系的情感中生發(fā)出來。”[1]清人王士禎推《詩經·燕燕》為“萬古送別詩之祖”，并稱贊有加：“合本事觀之，家國興亡之感，傷逝懷舊之情，盡在阿堵中?！妒螂x》、《麥秀》未足喻其悲也?！盵2]離別既是與他人暫時性或永久性地“斷絕關系”，所謂“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杜甫：《贈衛(wèi)八處士》）；有時卻又能惹人遐思、生發(fā)詩情，最終以詩的形式銘記離別，反倒更有能力與他人聯系在一起，并被永久性地記住。離別者有可能是至親、友朋、同學，也有可能是戰(zhàn)友或至交。總之，他們也許不是知音，卻都是值得真心相送之人；而離別后旋即到來的“傷逝懷舊之情”因光陰和空間的雙重阻隔，常常令送別者情不能自，誠所謂“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不得辭?！保ɡ盍辏骸杜c蘇武》之三）世事滄桑，就如此這般盡在其間：既寄居于情不能自，也盤旋于離別之詩。李零的解說很具體：“古代沒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飛機、火車、輪船。旅行，除了雙腳，只有舟車，太不容易。你不理解這一點，你就不能理解古人出遠門是什么心情，你就讀不懂古詩，沒法明白生離和死別怎么差不多，親人為你送行，為什么依依難舍，長亭更短亭，一程又一程。”[3]在古代，送別總是一樁令人唏噓感傷之事；而送別知音者，卻另有一番景致：既有無盡的傷悲，又有少許樂觀的期許，誠所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相知之心泯滅了空間區(qū)隔，心臟在同一個振幅跳動。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薄对娊洝しツ尽返纳畛羾@息，或許從源頭上早已預示：知音乃中國古典詩歌最重大的主題之一，它有可能存乎于離別詩之中；或者：它就是離別詩推舉出來的精華部分。松原朗質樸、平易的漢學研究工作，算得上一個外人在異質的時空中，對這聲嘆息的遙遠回應；而“安得促席，說彼平生”（陶潛：《停云》），則是自己人對《詩經·伐木》的嘉許，是對那聲嘆息的點頭稱是，或鞠躬致敬；“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呢（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正好是在知音主題方面承上啟下的佳作，它顯示的，則是一種來自于知音的力量，一種可以讓人繼續(xù)生存下去的力量，宛如瓦雷里（Paul Valéry）在《海濱墓園》中的輕聲詠誦：“起風了，唯有試著活下去一條路?！保↙e vent selève,il faut tenter de vivre．）漢語新詩幾乎打一開始，就有意識地觸碰了這一主題：康白情的《送客黃浦》、朱自清的《贈A.S.》等作品，在類似于嬰兒的咿呀學語聲中，將知音主題不由分說地引入了新詩，擁有一副《詩經·伐木》萬難想象其顏值的怪異長相；而青年廢名的《寄之琳》、青年戴望舒的《贈克木》、晚年馮至的《贈之琳》等詩作，則是新詩在知音主題方面當之無愧的佳品。新詩前輩拓荒在先，新詩晚輩們則緊隨其后，并且當仁不讓，將知音主題推向了高峰（但不能說頂峰），雖比不上盛唐氣象，卻在新詩中自有其地位、份額和比重[4]。

知音主題主要出源于人類根深蒂固的孤獨感。在古典中國，每個人都被整體性地編織進儒家津津樂道的綱常之網，在他（或她）的前后、左右和上下，無不是與其關系密切的人?！稗r耕中國按親疏、遠近調配而成的'關系網’，外加小康理想中健康、親切的人倫，大體上能保證每個人都處于關系之中?！盵5]但現代性鼓舞下誕生的單子式個人就沒那么幸運了，他們在更多的時候，傾向于以熟悉的陌生人身份彼此相見。因此，單子式個人間結成的關系具有極強的臨時性，維系彼此間關系的紐帶十分脆弱，完敗于時間、空間和情感的可能性無處不在。和存乎于農耕中國的孤獨相比，單子式個人的孤獨在程度上，就更顯得更加難以被估量。趙汀陽說得很沉重：“現代人的孤獨是無法解決的問題，孤獨不是因為雙方有著根本差異而無法理解，而是因為各自的自我都沒有什么值得理解的，才形成了徹底的形而上的孤獨?！盵6]這種形而上性質的孤獨導致的難堪局面終于露出了原形：“個人看似自由自在，暢通無阻于現代社會，卻隨時可能梗阻于被現代社會首肯的關系網，或外'在’于這張無所不'在’之網……（這）必將導致個人與個人間的相互拋棄?！盵7]個人間的相互拋棄帶來的孤獨擁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以至于讓單子式個人直接與他（或她）的窒息聯系在一起：那是一種深入呼吸——而非僅僅深入骨髓——的消極情緒。佛說，生命只在“呼吸間”[8]。不用說，深入呼吸的消極情緒給單子之人帶來的傷害，必將遠甚于深入骨髓帶來的創(chuàng)痛——

我曾經焦灼萬分，要尋找兄弟和同道，

卻看到跛羊在山路上急行軍……

（鐘鳴：《變形記：紀念曼德爾斯塔姆》）

曼德爾施塔姆（Osip Emilyevich Mandelstam）認為，要想解決深入呼吸導致的氣體性——而非固體性——的“焦灼萬分”，唯一的辦法，也許是“朝向朋友、朝向天然地與他親近的人們”[9]。對于曼氏不無幼稚、天真而善良的主張，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更愿意借用蒙田（Michel Montaigne）的妙論，予以不帶笑意的嘲笑：“哦，我的朋友，朋友并不存在。”[10]德里達的觀點在事實的層面上也許為真（想想單子式個人間相互拋棄的關系），但曼德爾施塔姆的看法在愿望的角度上肯定為真，因為砒霜的毒性，總是更愿意借重和依賴砒霜自身的良性部分（再次想想單子式個人間相互拋棄的關系）。在最近三十多年的新詩寫作者中，或許鐘鳴才是曼氏的真正同情者，但那僅僅是因為：他也許比更多的詩人懂得孤獨與知音間生死與共的關系。十多年前，他對詩歌寫作中的對話關系的倡導，對對話關系的意義的深刻闡發(fā)，早已表明了這一點[11]。而早在1987年，他就頗有預見性地寫有短詩《畫片上的怪鳥》；2014年，他對此詩有過并非畫蛇添足般的精彩注釋：“已故詩人張棗君當時從德國寄有明信片一張，圖案是一只鳥撐著雨傘在雨中飛行，樣子怪怪的，口呼'help’，有'救命’'幫助’兩義。那時大家的生活都圍繞著文學轉，茫然，清貧，內心仿佛也時時呼喊著'救命’，但也時時苦中作樂，縈繞詩藝和煉句，談吐也荒誕不羈，像'運送器官’，'形象漂移’一類。”[12]“荒誕不羈”的談吐，還有被“縈繞”的“詩藝”，呼應于怪鳥嘴角發(fā)出的“help”：

它達到最高最富麗的一個音符后        

再用低音襲擊我們，急速而優(yōu)雅

它的扮相非常嚇人，眼球雪白

牙齒漂移，這就是它被刺激后         

孤零零地去救命或被救的模樣

（鐘鳴：《畫片上的怪鳥》）

鐘鳴傾向于在知音和現代性定義下的孤獨之間，建立起無不牢固并且堅定的聯系：怪鳥驚呼著“救命”（或“幫助”），祈求著“被救”（或“被助”）。在此，“《畫片上的怪鳥》給出的詩歌'結論’十分重大：'我’在急需被人'救命’時，一定有等待著'我’去'救命’的另一個同類。”[13]這是對德里達的堅決否定；也是從愿望的角度，對曼德爾施塔姆的強力聲援：正因為不存在，所以必須存在；正因為孤獨不可解決，才急需要孤獨的被解決。在此，所謂知音，就是暗含在詩作間的對話關系，所謂對話關系，就是心與心的交叉地帶，是心跳的密集地帶與集散地。

相較于離別詩的哀戚、感傷，知音主題則更愿意以樂觀見長：只要相知相惜，就無所謂天涯海角，也不在乎無邊無際的孤獨，或孤獨的無邊無際。這種樂觀態(tài)度支持一個被隱藏起來的公式：功率強勁的孤獨經不起僅僅一個知音者的打擊；或者：只要有區(qū)區(qū)一個知音者存在，孤獨就將無所遁形，輸得精光。錢鐘書所見十分精辟：“奏樂以悲為善聲，聽樂者以能悲為知音?！盵14]知音是一種表情和質地都十分特殊的情感辯證法：它以理解對方的孤獨之悲為路徑，以期解除對方的孤獨之悲；或者：以對方之悲為悲，方能不悲。這個在現代社會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務，僅僅建基于看似簡單的我-你關系。無論是從純粹修辭的角度，還是心理-本體論的角度，我-你關系都稱得上知音主題的實質。所謂我-你關系，就是我與你在心理的角度、情感的角度、經驗的角度相互投射，相互交換，我的生活加入到你的生活中去；就是在我和你之間構成一種本質上的對話關系。這種關系植根于絕對的俗人俗世，與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心目中有神論的“我與你”沒有任何關系。知音主題的迷人之處，正來源于絕對的俗人俗世。它在荒寒中透露的溫暖，一種被冰塊包裹著的透明之暖，也得之于絕對的俗人俗世：只有通過你，才能成為我；我與你之間，擁有一種理解性的互相攙扶。當代詩人李海洲給同為當代詩人的宋煒寫有一首詩，正淋漓盡致地將我-你關系呈現了出來

你是一個天上的人，偶然落在重慶。

你是半部古書中的夫子

隔三差五地盜版前程。

……

縱酒狂歡多少年？

天才的寂寞相互無法讀懂。

從飄逸到飄萍，世俗拒絕你

或者你用世俗詬病清澈的內心

武裝莫名其妙的詩意和戎馬。

……

唉，什么時間我們關門喝一臺

只兩人，取大酒。

談談往事，論論彀中的天下英雄。

什么時間我操刀在手，割牛睪丸兩只

為你換下病根。

（李海洲：《山中晨起寄宋煒》）

“我”在真實地對“你”說話，“我”也在想象中和“你”面對面?！拔摇蹦苷鎸嵉馗惺艿健澳恪庇卸嗬?，“你”也能體會到“我”究竟有多熱。無限的深情、惆悵、感傷和痛，但尤其是難得一見的理解和激賞，盡在其間。這是一種不打折扣的假獨白，因為真正的獨白就像自戀的那喀索斯（Narcissus），“在水中的延伸使他麻木，直到他成了自己的延伸（即復寫）的伺服機制（servo-mechanism）……他全然麻木了。他適應了自己延伸的形象，變成了一個封閉的系統(tǒng)?！盵15]《山中晨起寄宋煒》之所以能夠成為非封閉性的假獨白，那是因為表面上的獨白實際上被期待中來自對方的回話所支撐?；卦捯云淦诖匦?，但更以其處于期待狀態(tài)之中而虛擬，卻又因其虛擬而真實：這種情感辯證法層面上的遞進關系與轉換關系屬于詩，屬于詩中的知音主題。它因單子之人相互間不可更改的臨時關系，得到了強化，并且更加顯示了它的重要性；將不可能的化為可能，既是單子之人念茲在茲的大念想，甚至唯一的念想，也是詩對現代社會必盡的義務。在此，知音主題或我-你關系不僅具有情感或詩學色彩，更具有社會學和倫理學內涵，并且是一種加重了語氣、喘著粗氣的內涵，幾乎達致不容商量的境地，暗示了“天涯若比鄰”隨身攜帶的那種樂觀感。

我-你關系是知音主題的支撐物，但它在修辭上有時并不出現標志性的“我”和“你”，而是“我們”——

它（即怪鳥—引者注）的飽食使我們覺得這世界空虛          

……

當雨點敲打它的頭皮時，我們清醒而憂傷  

但我們內心的騷動卻得到一致的寬恕

（鐘鳴：《畫片上的怪鳥》）

仔細品味，便不難發(fā)現：“我們”是“我”與“你”的高度性集結。這是對我-你關系的強化：“我”不僅跟你“你”面對面，“我”還要與“你”彼此間相互進入，并達致一體之“我們”的境地，就像連體人；“我”不僅在對“你”說話，“我”不僅在等待“你”的回復，“我”還要進入“你”的心間，讓“我”的話成為“你”的獨白，讓“你”的回復成為“我”的話。由此，“我們”將知音主題推到了更為深情的境地；而因“我們”的存在，“我”與“你”都將無懼于現代社會，無懼于無邊無際的孤獨，因為“我們內心的騷動卻得到一致的寬恕”，終于達致“天涯若比鄰”的境界。但這已經不僅僅是“天涯若比鄰”的問題，而是天涯也阻擋不了“我們”的相知相惜。

與“我們”代替“我”與“你”或包納“我”與“你”相比，另一種表述就顯得更為極端，因為它將看起來必不可少的“我們”都隱去了——

我說給江南詩人寫一封信去，

乃窺見院子里一株樹葉的疏影，

他們寫了日午一封信。

我想寫一首詩，

猶如日，猶如月，

猶如午陰，

猶如無邊落木蕭蕭下，

我的詩情沒有兩個葉子。

（廢名：《寄之琳》）

在此，沒有必要考慮廢名的佛學背景，也沒有必要將詩意往禪意的方向扯，盡管這首詩看上去似乎還真有幾分枯寂的禪意。題目在此是關鍵性的，它明示（而不僅僅是暗示或提示）讀者：這是一首跟知音有關的詩。和表達知音主題的大多數詩作相比，《寄之琳》顯得不熱烈，不深情，寡淡到了有鹽無味的程度。廢名只想向他意想中的友人（即卞之琳），呈現自己某個時刻的生存狀態(tài)，或某個時刻微不足道的愿望。這首知音詩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我”（比如廢名）與“你”（比如卞之琳）彼此間足夠相知，以至于無比默契；“我”發(fā)出的所有信號，“你”都能領會其間的深意，并且準確無誤。和“我們”想比，隱藏了“我”、“你”甚至“我們”的詩篇反倒更有能力強化我-你關系：“我們”強調“你”“我”彼此間的相互進入，而喪失“我們”后僅僅意味著“我們”的相知不需要任何解釋，對話關系處于無言狀態(tài)，“我”無需“你”回話就知道你理解我對“你”呈現出來的一切。

孤獨培植了知音主題，知音主題建基于我-你關系；我-你關系的眾多修辭變體卻不僅僅是修辭，個中緣由，恰如麥克盧漢所說：“存在主義提出了一種結構的哲學，而不是范疇的哲學；它提出了一種全盤的社會卷入的哲學，而不是個體分離或個體觀點的資產階級精神。在電子時代，我們身披全人類，人類就是我們的肌膚?！盵16]這種空前樂觀的口氣既暗示了知音主題的重要性，又明示了它的緊迫性。

                            2016年6月8日，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