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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zhuǎn)自：北京大學(xué)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院 2022-06-08  從古王國時期貓在埃及藝術(shù)中開始出現(xiàn)，到中王國時期貓開始介入人的生活場景中并保持距離，再到新王國時期，貓最終被表現(xiàn)為與人同游、與人同坐的愛寵形象，藝術(shù)史中的埃及貓清晰無誤地展示了千余年的時間里，它們一步步走近、再走進人的生活，并最終登堂入室，為人所馴養(yǎng)的線索。本期“世界”欄目推出北京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賈妍老師《有貓有虎：從“林間”步入“人間”的埃及貓》一文，從古代埃及藝術(shù)中貓的“形”與“像”入手，嘗試探討自然界中的貓逐漸參與到人類社會活動與家庭生活中，從“林間”步入“人間”，也即被“馴化”的過程。部分內(nèi)容，賈妍老師曾于2020年春季以“塔繆的理想——'云養(yǎng)’一只埃及貓”為題在文研院“線上雅集”講述。
有貓有虎 從“林間”步入“人間”的埃及貓 文 / 賈妍 《詩經(jīng)·大雅·韓奕》篇中形容韓地富庶曾言：“有熊有羆，有貓有虎?！笨梢娫谥袊湃四抢?，貓虎并稱可示豐裕。然而《詩經(jīng)》中所謂之“貓”，恐怕并非今日人們熟悉的家貓，抑或尚未成為今日隨處可見的家貓[1]。近年來的科學(xué)研究和考古證據(jù)都表明，“貓”這個物種似乎和人一樣，同樣有一個可能的“走出非洲”的過程，至少目前全球范圍可知的馴化后的“家貓”都可以追溯到古代近東以及埃及[2]。2022年是生肖虎年，本篇借虎說貓，即想在開年之際討一個“有貓有虎”的彩頭。從藝術(shù)史的角度談?wù)勔欢扰c虎并稱的“貓”，是怎樣以可觀可讀的“形”與“像”，一步步從“林間”走入“人間”，進入古人的世俗生活與信仰世界的，以稍慰十二生肖中有虎無貓的遺憾。 本篇選擇的切入點是古代埃及藝術(shù)中的貓。之所以由此入手，一是因為古埃及人既是最早嘗試在生活中馴養(yǎng)貓的民族之一[3]；也是最早嘗試在藝術(shù)中表現(xiàn)貓的民族之一。現(xiàn)有的證據(jù)表明，大約在公元前3700年上下，古埃及人已經(jīng)開始馴養(yǎng)小型貓科動物，特別是體型輕盈，性情也較為平和的“非洲野貓”了[4]。不過究竟這一馴化的過程是在何時完成的，很難準(zhǔn)確考證。一些考古及古生物學(xué)家將后期埃及（公元前664年-公元前332年）的貓木乃伊進行群體基因檢測后發(fā)現(xiàn)，這個時期的埃及貓已經(jīng)具有了現(xiàn)代中東地區(qū)“家貓”的典型特征，而其基因的線性起源可以追溯到前王朝和早王朝時期[5]。當(dāng)然，基因上的可能性還須得到考古證據(jù)的支持，就現(xiàn)有的發(fā)現(xiàn)來看，公元前2500年以前的埃及遺存中極少能找到貓的影子，應(yīng)該表明彼時的埃及貓還沒有達到可以與人和諧共居的程度，它們在埃及人世俗和信仰生活中的作用也遠沒有之后的三千年那么突出。 埃及人養(yǎng)貓，最初應(yīng)該是從實際生活層面作出的一個人貓互惠的選擇，這與古代埃及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和人文生態(tài)系統(tǒng)是緊密相關(guān)的。及至公元前4000年，埃及已經(jīng)基本完成所謂的“新石器時代革命”，全面進入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基礎(chǔ)的定居型社會模式。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莊稼的看護以及糧食的貯藏問題，諸如天上飛的雀、地下跑的鼠，都可以對田地與糧倉造成侵害和威脅，其中尤以鼠為大患。中國古人有云：“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從苗”（[宋] 陸佃《埤雅》）[6]。對于仰苗而食的農(nóng)耕村落而言，與鼠為敵的貓自然便成了天賜的護苗救星。 除了執(zhí)鼠之能外，貓還有捕蛇之專。世代沿尼羅河而居的埃及人，日常生活中最常遭遇的兇險，就是遍布于沼叢澤洼、沙漠曠野間的蛇。古埃及留存的醫(yī)/巫書中，關(guān)于治療毒蛇咬傷的咒語和藥方占了很大一部分[7]；而宗教文獻里，從早期的《金字塔銘文》，到后來的《亡靈書》等，更是幾乎把蛇等同于“危險”與“障礙”的符號來使用。正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既然蛇鼠之患造成對古代埃及人安穩(wěn)生活的嚴重侵擾，而自然界中的貓與二者皆是天敵，那何不將它“收買”過來與人為友？ 古埃及人最早可能是偶然觀察到了野貓捕食的場景，于是開始有意舍棄一些食物，以誘使貓來到人所聚居的城市與村莊探訪。這樣一來，貓有了送到嘴邊的吃食，也避免了成為其他動物的腹中餐，可謂一舉兩得；而對于人來說，養(yǎng)貓可以護倉廩，安家宅，宜出行，有百利而無一害。貓與人的“同居”，就是建立在這種各得其所的共生關(guān)系基礎(chǔ)上的；彼此情感的培養(yǎng)則是下一步的工作，或者說是“先婚后愛”的過程。在后一個方面，顯然埃及人走得更遠，一路走到信仰的一端。 新王國開始（公元前1550年）以前，關(guān)于埃及貓的文獻材料少之又少，所以要考證這一物種的馴化過程，主要還是要依賴考古及圖像證據(jù)。貓最早出現(xiàn)在埃及藝術(shù)中，應(yīng)該在古王國中后期。從第五王朝（公元前2494年-公元前2345年）起，視覺材料中可見零星貓的形象。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所藏的一件可能原屬于第六王朝（約公元前2345-公元前2181年）的浮雕殘片（圖1），是貓在埃及的文物遺存中留下的最早的印跡之一。在浮雕殘片上部，三只大體上呈“??”型范式左向蹲坐的貓，以“品”字結(jié)構(gòu)堆列于殘片一角。三只貓的左上方，有一個缺失了半邊的碗狀符號，看起來與象形文字中的“??”（nb）極為相像。??字形最早得于“藤編筐”，后發(fā)展為象形文字中為數(shù)不多的表音符號之一，因而在埃及語中使用非常頻繁。這個符號也可以單獨拿出來用于純圖像語境中，表示“全部的”，或者“主君”之意[8]。  ? 圖1 浮雕“三貓圖” 發(fā)現(xiàn)于利什特（Lisht）的中王國法老阿梅內(nèi)姆哈特一世（Amenemhat I）金字塔群，可能原屬于薩卡拉帕皮二世（Pepy II，約公元前2278–前2184年在位）祭廟 石灰?guī)r 高34.6cm，寬38.1cm 古王國第六王朝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館藏號15.3.1708） 牛津大學(xué)埃及學(xué)家馬萊克教授（Jaromír Málek）在1993年出版的專著《古代埃及的貓》一書中已經(jīng)關(guān)注到了這塊浮雕。按照馬萊克的解釋，貓的形象在這里是象形文字銘文的一部分，三貓疊寫表示復(fù)數(shù)，與??符號連起來，一并讀作“貓城之主”。這個頭銜應(yīng)該是用以標(biāo)注畫面上主要人物，也即貓下方那位可能是男性神祇的人物身份。不過這位神祇究竟為誰，所謂“貓城”指在何方，今皆已不得而知[9]。如果接受馬萊克的觀點，那此處出現(xiàn)的三只貓不僅是埃及貓最早的圖像證據(jù)之一，也是他們在象形文字中最早的出處所在。 順著“馴養(yǎng)”的話題，這塊古王國浮雕殘片引起我格外關(guān)注的細節(jié)，在于三只貓的頸間似乎隱隱可見“項圈”的痕跡（圖2）。事實上，林瑟利（V. Linseele）等人關(guān)于“貓在埃及的早期馴化證據(jù)”一文中也提及，在薩卡拉（Saqqara）發(fā)掘的一處比這更早的，來自第五王朝的墓室壁畫中，也有一處描繪了一只戴著項圈的貓[10]。這種人為添加的飾物，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人對貓的所有權(quán)以及控制力，或可作為馴養(yǎng)的旁證。不過整體來看，古王國時期與貓相關(guān)的材料還是太稀少零散，很難就一兩個例子對這個時期埃及人馴養(yǎng)貓的范圍和程度作出準(zhǔn)確推斷。  ? 圖2 浮雕“三貓圖”細部 進入中王國以后，貓在埃及的文獻和文物中出現(xiàn)的頻率明顯增加，不過野性難掩。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出自中王國第12王朝早期（約公元前1990年-公元前1900年）的雪花石膏“??”型容器（圖3），可能是三維雕塑藝術(shù)品中最早刻畫貓形象的一件[11]。在造型方面，這只石罐貓保持了象形文字中“??”符號的整體形態(tài)，不過身體與神情的“緊張度”更高，肌肉塑造矯健有力、動感十足，顯得與真實世界里的貓更為接近。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在官方刊發(fā)的文物圖錄中，將“野貓”直接列為這只石罐貓的條目名[12]，可能是因為無論從貓的體態(tài)還是神態(tài)來看，它都顯出十足桀獗未馴的模樣，與新王國以后常見的“家貓”形象相去甚遠。  ? 圖3 “??”型石罐貓 中王國第12王朝早期（約公元前1990年-公元前1900年） 雪花石膏鑲嵌銅、水晶 立高14cm 出土地不詳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館藏號1990.59.1） 和石罐貓在時代和形象上極為相近的，還有一只來自本尼哈桑（Beni Hasan）洪努霍太普二世（Khnumhotep II）墓壁畫中的貓（圖4左）。這只貓通體呈沙粽色，尾巴和前足有黑色條紋，頭頸短小，四肢強勁，身型精干修長，在現(xiàn)代“非洲野貓”（學(xué)名Felis silvestris libyca）的體貌中仍能找到它的影子（圖4右）[13]。   ? 圖4 左圖為沼叢間的貓[出自本尼哈桑洪努霍太普二世墓（BH3），約公元前1919年-公元前1878年，霍華德·卡特（Howard Carter）摹]，右圖為現(xiàn)代非洲野貓 洪努霍太普二世是第12王朝中期的一位貴族出身的地方大員，生活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他的墓是現(xiàn)存埃及中王國時期保存最完好的墓葬之一。與同時代的貴族墓葬類似，洪努霍太普二世墓為依山鑿穴而建的“石墓”，墓室分內(nèi)外兩間，皆以精美的壁畫裝飾。這只貓出現(xiàn)在外室東壁南側(cè)一組捕魚圖里。東壁是系連外室與內(nèi)室的通道所在，以門相隔，兩側(cè)墻面壁畫呈南漁北獵的對稱布局（圖5）；小貓藏身在南側(cè)近門處一叢茂密的紙草花間，不仔細看很難發(fā)現(xiàn)（圖6）。在貓身前方的沼蕩里，隱著幾個鳥巢，里面有幼鳥和鳥蛋，它們應(yīng)該是小貓捕食的目標(biāo)所在。  ? 圖5 本尼哈桑洪努霍太普二世墓 外室東壁壁畫全貌  ? 圖6 左圖為沼叢間的貓（本尼哈桑洪努霍太普二世墓捕魚圖細部，黃色圈示為貓所在位置）；右圖為線描捕魚圖全景（紅色圈示為左圖位置） 漁獵場景是自古王國晚期以降埃及貴族精英階層十分喜愛的一個墓室裝飾主題。在古埃及人觀念中，尼羅河谷周邊的沼澤地帶是人世與荒野之間的邊緣，那些棲息在荒澤中的未馴服的動物所具有的破壞力，會構(gòu)成對和諧世界秩序——“瑪阿特”（maat）的威脅，因而通過漁獵活動擊敗這些瑪阿特的敵人，體現(xiàn)了人在和諧世界中的積極作用，也象征了古埃及人崇尚的“大道自然”[14]。在洪努霍太普二世的這幅捕魚圖里，盡管人和貓共處于同一個場景之中，但小舟上叉魚的人與沼叢間捕鳥的貓各行其是，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見的互動，抑或可察的情感系聯(lián)。就此圖來看，這里的貓顯然尚被歸于“自然”世界一邊的，與墓主個別的“人生”關(guān)系尚遠；但貓的出現(xiàn)足以說明它已成為埃及人對自然認知的一個重要部分。 中王國為數(shù)不多的貓圖像中，就貓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可以提供進一步闡釋空間的，還有一幅同樣來自本尼哈桑的稍早時期墓葬壁畫，墓主人名為巴凱特三世（Baket III），與洪努霍太普二世一樣，也是當(dāng)?shù)氐囊晃桓吖儋F族。巴凱特三世的墓中有一處壁畫捕捉到了一只帶有些許家養(yǎng)屬性的貓。這只貓現(xiàn)身于墓外室南壁東側(cè)一個分層構(gòu)圖的場景中（圖7），畫面以水平圖像帶鋪陳，描繪了備食、釀酒、捕鳥等日常生活行為。  ? 圖7 貓鼠對峙圖 出自本尼哈桑巴凱特三世墓（BH15） 中王國第11王朝（約公元前2055年-公元前2004年） 貓的形象出現(xiàn)在門道入口左側(cè)下數(shù)第五層圖像帶，大體仍以“??”型范式呈現(xiàn)，不過貓尾豎立，前足突進，有伺機而動之勢，與洪努霍太普二世墓里的貓在姿態(tài)上十分肖似。貓的頭側(cè)特別以“榜題”標(biāo)注“mit”（????），即埃及語“貓”（mjw，象形文字寫作????????）的陰性形式，表示畫面中的是一只母貓（圖8）。在貓的對面，與其處于同一水平線上，呈對峙狀態(tài)的，是一只鼠（埃及語pnw，象形文字寫作????????  ? 圖8 貓鼠對峙圖細部 這條圖帶具體描繪的是什么事件，并不是很清楚，不過在整幅以日常生活主題為基調(diào)建構(gòu)的畫面中，圖帶里的動物顯然以某種方式參與到了人的社會行為中，并具有了以文字專門標(biāo)注身份的重要性。此處的貓是否經(jīng)過“馴化”未可盡知，但是就視覺語言的傳達來看，它已脫離了其野外生存的大環(huán)境，處在圖帶中最貼近人的位置，并順循人的視線，專門與鼠相對而立[16]，畫面中“人→貓→←鼠”三者的站位、方向與姿態(tài)很好地傳達出貓在此處“為人御鼠”的作用[17]，這至少是符合我們現(xiàn)代人對“家貓”基本職能的期待的。 新王國（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069年）以后，貓的形象在藝術(shù)作品中表現(xiàn)得越來越多，展現(xiàn)的形貌也越發(fā)豐富多樣起來。我們?nèi)圆粫r看到傳統(tǒng)的漁獵場景中出現(xiàn)貓的身影，但是它們的宅野屬性卻常常很難判斷。比如新王國第十八王朝時期底比斯西岸的一處彩繪壁畫墓中，描繪了墓主人門納（Menna）偕家人乘小舟在開滿紙草花的沼叢中捕魚打鳥的場景（圖9）。整幅畫面從結(jié)構(gòu)到細節(jié)，都延續(xù)了中王國漁獵場景的范式。與洪努霍太普二世墓中一樣，門納墓捕魚圖側(cè)的沼叢中同樣出現(xiàn)了一只貓（圖10），只是這只貓所處位置距離墓主人的小船更近，且以背對墓主人的姿態(tài)正悄悄接近沼叢中的幾窩鳥蛋，從圖像心理學(xué)的角度觀察，貓與人的物理距離和心理距離顯然都比前期更為緊密了。 ? 圖9 門納漁獵圖 彩繪復(fù)制品，原作出自底比斯西岸門納墓 （TT69），新王國第18王朝圖特摩斯四世-阿蒙霍特普三世統(tǒng)治時期（約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352年）；此復(fù)制品由Nina de Garis Davies繪制于1924年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館藏號30.4.48） ? 圖10 門納漁獵圖（原作細部） 貓身下的紙莎草花叢中還有一只埃及獴（ichneumon） 真正在貓與人的關(guān)系刻畫中體現(xiàn)出突破性進展的，要屬大名鼎鼎的內(nèi)巴蒙捕禽圖（圖11）。內(nèi)巴蒙（Nebamun）生活在十八王朝中期（約公元前1350年前后），是底比斯（Thebes）的一位“書吏與記糧官”，算是個地方中層官吏[18]。他的墓位于底比斯西岸（具體方位已佚），1820年被一位希臘探險者偶然發(fā)現(xiàn)；后者將墻面裝飾的壁畫分片鑿下，其中主要部分被大英博物館收購。內(nèi)巴蒙墓室壁畫包括花園、宴飲、捕禽、牧牛、放鵝等共十一個著名場景，題材豐富，技巧精湛，在現(xiàn)存于世的埃及壁畫中屬于不可多得的精品。 ? 圖11 內(nèi)巴蒙捕禽圖 出自底比斯西岸內(nèi)巴蒙墓（TTE2） 新王國第18王朝（約公元前1350年前后） 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館藏號EA37977） 內(nèi)巴蒙捕禽圖描繪了內(nèi)巴蒙和他的妻兒乘小舟在沼叢間捕鳥的場景，亦屬埃及墓葬裝飾中傳統(tǒng)的漁獵母題的延續(xù)。貓的形象（圖12）在畫面中心人物內(nèi)巴蒙身前，皮色棕黃，帶虎皮橫紋。小舟蕩過沼叢，各色禽鳥齊飛。貓兒置身于小舟之上，正揚起頭，飛身跳躍間前后足各擒住一只雀兒，口中還銜得一羽鳥翅，驚起身側(cè)彩蝶翩翩；它目光上揚，昂然有得意之色，似在求尋主人的贊許。 ? 圖12 內(nèi)巴蒙捕禽圖細部 如果和中王國洪努霍太普二世墓?jié)O獵場景中的貓（圖5、6）做個對比，內(nèi)巴蒙捕禽圖中的貓至少有三點突出的不同之處，顯示了新王國時期埃及人與貓在馴養(yǎng)關(guān)系上的推進：其一，在形象塑造上，內(nèi)巴蒙壁畫中的貓完全放棄了之前刻板的“??”型范式，形體呈S型打開，姿態(tài)自然舒展，又輕盈跳脫；同時，貓身上幾乎已看不到“野貓”的兇悍之勢，卻也全無“家貓”的依人之舉，神態(tài)溫和靈動，又恣意狡黠。 其二，在空間站位上，相比于中王國時期偏棲沼叢一隅，與人全無互動的冷臉貓，內(nèi)巴蒙捕禽圖中的貓已完全躍入畫面中心。它置身舟內(nèi)、處在主人公內(nèi)巴蒙的正前方；貓的姿態(tài)、眼神等身體語言全面指向主人的同時，也與內(nèi)巴蒙身后的妻子，腿間的女兒，形成一個環(huán)繞呼應(yīng)式的布局——這是一個典型完滿的“家庭空間”，與舟外和諧的“自然空間”兩相交融，構(gòu)成埃及人理想中秩序井然的世界，也成為他們來世期許中的象征性圖景。從中王國到新王國，漁獵畫面里的貓從小舟之外的“林間”，移步于小舟之內(nèi)的“人間”，表明貓在此時已經(jīng)完全走進、并真正融入了人的生活。 其三，在角色功能上，內(nèi)巴蒙捕禽圖中的貓，在進入“人的世界”同時，業(yè)已被埃及人納入其圖像象征體系中，使其發(fā)揮積極作用。漁獵場景代表了埃及人對和諧世界秩序的想象與建構(gòu)；捕魚打鳥的畫面是對來世富足生活的向往，也是對秩序戰(zhàn)勝混亂的期待。貓在這樣的場景中，是人嬉戲的伴侶，也是破亂的助力，在生活與信仰兩端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秩序守護者”的象征性職能。聯(lián)系墓葬壁畫的原境，特別是考慮到貓在《亡靈書》中斬妖除惡的作用，畫面中貓的象征性語意就更為凸顯。值得一提的是，大英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在勘測此壁畫顏料用色時發(fā)現(xiàn)，貓的眼睛部分有金箔鑲嵌殘留，在整幅壁畫中屬唯一一處[19]。此做法的用意，除了使得畫面中的貓眼更富栩栩如生的光彩外，也有可能提示出貓與日神相關(guān)的神圣屬性。 就以上三點圖像語言的表達來看，內(nèi)巴蒙捕禽圖中的貓毫無疑問已介入了人的家庭關(guān)系與世俗生活，被視為“家貓”應(yīng)是當(dāng)之無愧的。而“家貓捕禽”這樣有趣又有愛的畫面，能夠被古埃及畫工以獨到的眼光、精湛的技藝捉于筆端，落于墻表，并在封存三千余年后跳脫于世，本就是人類藝術(shù)史上的一大幸事。在燦若繁星的古埃及繪畫作品中，內(nèi)巴蒙捕禽圖能夠脫穎而出，成為后人所熟知和喜愛的經(jīng)典之作，也就不足為怪了。 除了戶外漁獵場景中頻繁現(xiàn)身的貓，新王國時期的藝術(shù)作品中， 貓的形象也開始愈來愈多地出現(xiàn)在室內(nèi)供奉的場景中，并形成一種新的創(chuàng)作題材流行開來。這些被養(yǎng)在家宅之內(nèi)的貓，以前所未有的親密程度與人接觸，呈現(xiàn)出準(zhǔn)確無誤的“寵物”特質(zhì)，可以任由主人弄于膝頭，藏于座下（圖13），并由主人專門供應(yīng)餐飯，修飾打扮。貓的存在是如此為埃及人所喜聞樂見，以至于生前死后都希望有它們的陪伴，“椅下貓”成為上至王室貴族，下到平民百姓墓室裝飾中反復(fù)重現(xiàn)的圖像母題。 ? 圖13 伊普伊（Ipuy）與妻子受供圖中，在主人椅下與膝頭的貓 出自底比斯西岸伊普伊墓（TT 217） 新王國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時期（公元前1279年-公元前1213年） 諾曼·德·加里斯·戴維斯（Norman de Garis Davies）摹，摹本現(xiàn)藏于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館藏號DT10890） 回顧古王國到新王國藝術(shù)中的貓，從一開始的一個存在性的符號，到后來與人為伴的愛寵，我們能夠在零散的材料中清晰無誤地找到這千余年的時間里，埃及貓一步步走近、再走進人的生活，并最終登堂入室，和人類開始“同居時代”的線索。這是一個堪稱漫長的“馴養(yǎng)”過程，在生物學(xué)上，此過程一般以物種的最終“馴化”為結(jié)果，且須以基因線索為證據(jù)——而埃及貓究竟何時完成馴化的？這至今還是一個有很大爭議空間的問題，有學(xué)者猜測新王國以后埃及的家貓已經(jīng)大部分馴化完畢，也有學(xué)者認為馴化進程直到第21王朝以后才真正完成[20]。 在我看來，埃及貓馴化的時間點之所以難斷，究其根本，在于埃及人從未將貓的馴化作為馴養(yǎng)它們的終極。換句話說，埃及人養(yǎng)貓，從一開始就不是以馴化為目標(biāo)的；而反過來，貓之所以可以被人養(yǎng)，也不是以馴化為前提的。 首先，從貓的方面來說，在所有被人馴養(yǎng)的動物之中，貓是最特別的。近期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發(fā)表的一篇關(guān)于貓的DNA比較研究表明，所謂“家貓”，在基因組成方面和“野貓”的差異其實微乎其微。也就是說人在馴養(yǎng)貓的過程中，幾乎不需要參與其后代繁育來幫助它們作出基因上的改變，只需要配合其飲食和生活方式的調(diào)整。這樣看來，家貓進化的過程可謂自主選擇、自我馴化的結(jié)果[21]。而在這個意義上，人和貓的關(guān)系，更像是一種契約關(guān)系，涉及到人與貓在互惠互愛的前提下，各自生活習(xí)性的自主磨合與改變，與婚姻或可一比。 另外，從人的方面來講，貓本身的野性與靈性一直是埃及人最為喜歡和欣賞的特質(zhì)，而在馴養(yǎng)貓的過程中非但不著意改變，甚至有意保護這些特質(zhì)。很多證據(jù)表明，埃及人一直到很晚，都還是家貓與野貓參雜混養(yǎng)，他們也并未對兩者進行著意區(qū)分。直接體現(xiàn)在埃及語里作為動物的貓只有一種稱呼，叫做“繆”（mjw，讀音miu，象形文字寫作????????），字面意思就是“喵喵叫的它”，這與擁有多個種類區(qū)分性稱呼的“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22]。埃及人對貓“野性”的尊重，投射在神話中，就是貓被持續(xù)塑造為可以驅(qū)邪祟、戰(zhàn)惡魔的保護性形象；反映在藝術(shù)里，則是始終未放棄將貓“郊野捕手”的一面呈現(xiàn)出來。 是以古代埃及的貓在形象、性格、基因中，自始至終都保持了一些“野性未馴”的因素，即便是新王國以后的藝術(shù)中見到的確定無疑的家養(yǎng)貓咪，也往往仍帶有點兒警醒桀驁的神色，很難見到它們?nèi)还皂樀哪印?strong>這種游走于宅野之間，“可鹽可甜”，不倚于人的做派和氣質(zhì)，在某種程度上構(gòu)成了埃及貓的獨特品貌，一直到后期埃及的藝術(shù)中還能夠見到。比如收藏于梵蒂岡埃及格里高利博物館（Museo Gregoriano Egizio, Vatican）的一塊大約公元前七世紀(jì)的浮雕殘片（圖14）上面，刻畫了一只小貓和兩只斑獛在叢野花間覓食捕鳥的場景，顯然是從早期漁獵圖里分離出來的母題。小貓順著紙草花藤，悄悄迫近眼前的獵物，嘴角分明帶著點兒調(diào)皮的笑意（圖15）——而它究竟是“家貓”還是“野貓”？恐怕埃及人自己也弄不清楚，還好他們對此并不在意。 ? 圖14 叢間覓食的貓 底比斯西岸蒙圖姆哈特（Montuemhat）墓（TT34）祭廟遺存的浮雕殘片 后期埃及第26王朝（約公元前650年） 梵蒂岡博物館藏（館藏號MV_22763_0_0） 北京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張薇博士攝 ? 圖15 叢間覓食的貓浮雕細部 北京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張薇博士攝 注釋： [1] 劉敦愿先生在《中國古代對于動物天敵關(guān)系的認識和在農(nóng)業(yè)上的利用》一文中認為《詩經(jīng)》中所說的“貓”，并非今日之家貓，而是某種“體型較虎豹為小的貓科動物”。參見劉敦愿：《劉敦愿文集》（全二卷），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二卷第740頁。 [2] Carlos A. Driscoll, et al., 'The Near Eastern Origin of Cat Domestication', Science, Vol. 317, No. 5837, 2007, pp. 519-523. [3] 其實就在十幾年前，這個事實判斷句的后面還不需要添上“之一”兩個字，但是近年來隨著考古發(fā)掘和古生物基因?qū)W研究的推進，科學(xué)家們在塞浦路斯（Cyprus）的一個新石器時代的村莊里發(fā)現(xiàn)了距今9500年的人貓合葬墓，于是將人類開始馴養(yǎng)貓的可能起點進一步向前推進，也給埃及人“最早馴養(yǎng)貓的民族”這一頭銜增添了可以商榷的余地。 J. D. Vigne et al., 'Early Taming of the Cat in Cyprus', Science, Vol. 304, No. 5668, 2004, p. 259. [4] V. Linseele, W. Van Neer, and S. Hendrickx, 'Evidence for Early Cat Taming in Egypt',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34, No. 12, 2007, pp. 2081-2090.作者認為相較于新石器時代的塞浦路斯（公元前7500年）發(fā)現(xiàn)的考古證據(jù)，上埃及的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的一個前王朝墓葬中發(fā)現(xiàn)的小型貓科動物，從骨骼檢測推斷其被埋葬前已被圈養(yǎng)至少4周至6周，因而作為早期人類馴化貓的證據(jù)可能更令人信服。 [5] Jennifer D. Kurushima et al., 'Cats of the Pharaohs: Genetic Comparison of Egyptian Cat Mummies to Their Feline Contemporar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39, No. 10, 2012, pp. 3217-3223. [6] 劉敦愿先生在《中國古代對于動物天敵關(guān)系的認識和在農(nóng)業(yè)上的利用》一文中頗為細致地梳理了中國古代以貓執(zhí)鼠護苗的傳統(tǒng)，并提到《禮記·郊特牲》記載的臘日“迎貓”之禮，不過劉先生認為此處“貓”應(yīng)指的是“體型較虎豹為小的貓科動物”；在《含義復(fù)雜的中國古代虎崇拜》一文中，他進一步提出《禮記》中的“貓”也許對應(yīng)的是“今天的猞猁”。參見同注[1]，第一卷第188頁，第二卷第740頁。 [7] J. F. Nunn, 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6, p. 107. [8] Richard H. Wilkinson, Reading Egyptian Art: A Hieroglyphic Guide to Ancient Egyptia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2, pp. 198-199. [9] Jaromír Málek, The Cat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for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93, pp. 45-47. [10] Boettger, C. R. (1958). Die Haustiere Afrikas: ihre Herkunft, Bedeutung und Aussichten bei der weiteren wirtschaftlichen Erschliessung des Kontinents. Jena: VEB Gustav Fischer Verlag. V. Linseele, W. Van Neer, and S. Hendrickx, 'Evidence for Early Cat Taming in Egypt', p. 2081. [11] Dorothea Arnold, 'An Egyptian Bestiar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ol. 52, No. 4, 1995, pp. 20-21, Fig. '17. Wildcat'. [12] Ibid. [13] 馬萊克認為盡管此貓在體態(tài)上與非洲野貓更接近，但是從其所處的沼澤地貌來看，這也有可能是埃及原生的另一個野貓品種，即“沼澤叢林貓”（Felis chaus）。Jaromír Málek, The Cat in Ancient Egypt, p. 41. [14] 關(guān)于洪努霍太普墓中捕魚場景的具體分析，參見Janice Kamrin, The Cosmos of Khnumhotep Ii at Beni Hasa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9, pp. 110-115. [15] Rainer Hannig, Die Sprache Der Pharaonen: Grosses Handw?rterbuch ?gyptisch-Deutsch (2800-950V. Chr.), Kulturgeschichte Der Antiken Welt, Mainz: Philipp von Zabern, 1995, p. 343. [16] 此外注意圖中“貓”與“鼠”這兩個象形文字的讀序，亦與各自標(biāo)注的動物的朝向一致，也就是說連文字榜題都是“貓鼠對峙”的格局。 [17] 另外，此處或可作為貓、鼠與人關(guān)系旁證的是，貓下方有圖片（hr=f.t），鼠下方有圖片（hr=f），性數(shù)一致，都表示“它的”；此處的所有格如果與上面的貓、鼠相連，有“他的貓”“他的鼠”之意；當(dāng)然，此處所有格與下面的狒狒（圖片，jana）相連亦有可能。 [18] R. B. Parkinson, The Painted Tomb-Chapel of Nebamun, Masterpieces of Ancient Egyptian Art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8, p. 39. [19] Andrew Middleton et al., The Nebamun Wall Paintings: Conservation,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Display at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Museum, 2008, p. 38. [20] 關(guān)于貓的“馴化史”，另可參考James A. Serpell, 'Domestication and History of the Cat', in The Domestic Cat: The Biology of Its Behaviour, ed. Dennis C. Turner and P. P. G. Bate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77-192. [21] 參見網(wǎng)址https://www./news/2017/06/domesticated-cats-dna-genetics-pets- science/。 [22] Jaromír Málek, The Cat in Ancient Egypt, pp. 2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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