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泰為謀主之謎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錄鶴慶聞國軫所述《孫可望李定國構(gòu)隙本末》一文，有謂：“沙定洲據(jù)云南，請鄉(xiāng)宦大學(xué)士王錫袞相見，王不屈。貢生唐泰（字大來，剃度后釋名普荷，號擔當）為沙定洲謀主，勸定洲殺王，并殺諸鄉(xiāng)紳，云南大亂”。

方樹梅《擔當年譜》據(jù)趙藩《鷦巢識小錄》轉(zhuǎn)引計文此段作：”沙定洲驅(qū)沐天波，據(jù)會城，殺士紳，脅巡撫為之疏請代沐氏鎮(zhèn)滇，唐泰實為謀主，唐泰即釋普荷，所稱擔當和尚者也”。方錄趙所引文，與原書互有出入，但均以唐泰為沙定洲驅(qū)沐天波的謀主。

方樹梅《相當年譜》復(fù)據(jù)此作出推論，有謂：“后人記扣師事皆諱之，余以為崇禎之末，中原鼎沸，烈皇殉國，而滇亦伏莽蠢動，沐天波庸杳，任奸罔利，政令不行，擔奇好事，妄翼沙定洲者，倚其兵力，或能代沐氏以扶明社，而不知沙非其人也”。方樹梅此種說法純屬臆測，并無客觀依據(jù)，而所轉(zhuǎn)引趙藩所錄之《明季南略》，與中華書局排印之杭州大學(xué)所藏舊抄足本相較，所述史事亦有失誤。如趙引文云：“脅巡撫為之疏請代沐氏鎮(zhèn)滇”一事，中華本作“請鄉(xiāng)宦大學(xué)士王錫袞相見，王不屈”《明史》卷二七九列傳一六七《王錫袞傳》亦謂：“土酋沙定洲作亂，執(zhí)（王）至?xí)?，詭草錫袞疏上永明王，盲定洲忠勇，請代黔國公 鎮(zhèn)云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錫袞大恨，想上帝祈死，居數(shù)日竟卒”。本刊1989年第三期所載王后人王武科所撰的《王錫袞傳》所記與此相似，僅對王錫袞的殉難情況敘述不同于《明史》謂：沙定洲于草泥關(guān)與孫可望，李定國作戰(zhàn)大敗后，退回昆明，“知難以久據(jù)，擬歸老巢阿迷，想挾錫袞同行，以資號召，準備東山再起，乃于（永歷元年）四月十九日黎明，遣其爪牙，搶入貢院，轉(zhuǎn)達沙酋之意。錫袞正襟危坐，大罵不從，遂遇難”。而非“想上帝祈死，居數(shù)日竟卒”，其被殺亦非出于唐泰所嗾。又按《明史·王錫袞傳》王以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累官少詹事，十三年擢禮部右侍郎，明年以左侍郎掌部事，繼調(diào)吏部尚書，尋解部務(wù)，直講筵。十六年憂歸，唐王立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xué)士，并未外放云南巡撫，此與趙引文亦有出入，惟《明史·云南土司傳一》則謂沙所脅者為吳兆元。

考沙定洲之變，實應(yīng)自沐氏的先世加以探溯，沐天波一家，自其先祖沐英隨傅友德平滇后，即以西平侯留守云南，任總兵官，其次子沐晟，更以征討交趾有功，增黔國公，加太傅，賜征南將軍印。至沐天波凡十二代，其爵號有二王、一侯、一伯、九國公、四都督，歷十七任，與明相始終，而天波亦襲黔國公，掛征南將軍印，加太子太師，鎮(zhèn)守云南。

沐英為定遠人，《明史》卷一二六列傳第一四《沐英傳》謂其“少孤，從母避兵，母又死。太祖與孝慈皇后憐之，撫為子，從姓朱”，為朱元璋的養(yǎng)子，素受元璋及馬后寵信，洪武十二年，沐英以西平侯為右副將軍隨傅友德率騎步三十萬入滇，以曲靖白石江一役生擒元司徒達里麻著勛。據(jù)清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八上《沐英傳》載此役稱：“元司徒達里麻阻曲靖，英語友德，請以得曲靖為先聲，兼程疾掩之。適大霧，軍盡壁白石江，與敵咫尺，霧霽敵始知之，驚。則陽整眾若將渡者，敵悉銳撓欲渡軍，軍不果渡，而別一軍溯流暗渡，出其陣后，角舉，山谷皆應(yīng)，更設(shè)旗幟為疑兵，達里麻益驚，撤后軍應(yīng)已渡軍水上，軍心動，陣亂，英蹙善泅數(shù)百人，蒙盾當先，既渡，益勇，敵退數(shù)里，肆擊之，蹀血震盜。時潁川（傅友德）永昌（藍玉）二侯更多縱鐵騎，橫貫而躪之，敵大潰，擄達里麻，俘眾二萬”。《明史·沐英傳》記此役內(nèi)容相同而文略簡，當出自傅、沐等對此役之奏報或官方記述，夸為平滇不世之功，藉之向朱元璋邀功求賞。但明徐霞客（宏祖）游滇時曾親臨其境探訪，在其《滇游日記三》加以記述，謂其“至沾益戈家沖，由是而西，并翠峰諸澗之流，皆為白石江之源矣。源短流微，縈帶不過數(shù)里之內(nèi)，而沐西平曲靖之捷，夸為'冒霧涉江，自上流渡而夾攻之’，著之青史，為不世勛，而不知與坳堂無異也。征事考實，書之不盡信如此”。然由于傅沐等的夸大浮報，討得朱元璋對他的信任。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載朱元璋于洪武十六年八月初五日頒詔嘉獎，有謂：“及至入云南之境，擒首帥于曲靖之西，敗烏蠻于可渡之北：席卷豪英，長驅(qū)于碧雞金馬來云，以駐牂牁?！Σ⒍?，勛著彤庭，英風(fēng)遍播于華夷。今也勤勞既多，欲勞以飲用，奈山川險遠，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事實確也如此，洪武二十二年沐英復(fù)平東川后，曾奉召還朝，查繼佐《罪惟錄·沐英傳》稱：賜宴，朱元璋撫其背曰：“乃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賚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五百錠、采幣百匹，遣還云南。鞏固了他在云南的統(tǒng)治地位。

除此之外，沐為加強其對邊疆各民族的軍事鎮(zhèn)壓，進行對各族人民的殘酷經(jīng)濟掠奪，于洪武十二年上奏稱：“云南土地荒蕪，宜置屯田，以備儲蓄”。得到朱元璋的嘉許。沐氏家族更利用屯田之便，大肆掠奪土地，據(jù)為其私有勛莊，遍及全省?！睹魇贰ゃ逵鳌酚浻⒆雨桑骸爸锰飯@三百六十區(qū)，資財充物，善事朝貴，賂遺不絕，以故得中外聲”。查繼佐《罪惟錄·沐英傳》亦云：“晟置圃墅田三百六十，曰：“吾日食其一，可以卒歲”?！罢湄悢程旄笸ヒ妨_綺數(shù)百人，閹奴亦數(shù)十百”。權(quán)勢財貨薰人，《罪惟錄·沐英傳》又謂：“南人懾晟父子威信，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具威儀，出郭迎，盥而后啟之，曰：此令旨也?！?/span>

然此尚為沐英父子當政之際，及其后人，掠奪日甚，《明實錄·弘治朝》卷二百載：“初，黔國公沐崑之祖英，始平云南，奉命留鎮(zhèn)其地，許于所屬臨安、騰沖等處墾田自給，不煩有司。相傳至太傅琮，無有所改。琮卒，夫人王氏主家政，性貪而狠，任用非人，以閽者趙升等為心腹，云南后衛(wèi)指揮汪昱等為爪牙，指以崑當嗣爵及喪資為名，令于舊租外各加一倍，昱等因挾勢競為殘刻，升等督租需索無已，其客遍于境內(nèi)?！彼澙房量嶂疇钜患埳?。

沐氏官莊之具體描述，可見于徐霞客之所親歷，《滇游日記五》云：“元謀馬街，在西溪東坡上，……南抵山，北逾江，共徑一百三十里，平塢之最遙者也。其東南有聚廬日官莊，為黔府莊田，（官莊）茶房即在馬街坡北?！婕毩魑魃嫌馄?，半里，有植木為坊者，上書'黔府官莊’。西下半里，有數(shù)家在坡北，其壑亦灣環(huán)而北，中有田塍數(shù)十畦（按：一畦為五十畝），想即石峽之上流，得水如線，遂開此畦，所謂'黔府莊田’是也?！噍呺S大道繞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書亦如前，則其西界也。”

沐氏莊園所在，其管理人員及莊戶，對周遭農(nóng)戶更倚勢滋擾，雖在會城近郊，亦毫無忌憚，如方國瑜《云南史料目錄概說》所記：“昆明西郊馬街小學(xué)禮堂墻上，，嵌有萬歷元年孟春所立<石鼻里（今石嘴）水利碑>，為官府判決水利糾紛出告示而刻于石者。石鼻村民田一千五百余畝相連，沐府莊田三百余畝，麓洞有源可資灌溉。自嘉靖十一二年間，沐府莊戶倚仗參隨管莊，將水霸占，輪放兼行，倒賣肥己，民田無涓滴，如遇亢旱，荒者十常八九，栽插失時，已爭持三十余年，民戶訴于官府，請求查勘田畝，均分水利。官府議處此案，由縣而府，而布政司，再經(jīng)巡撫衙門批示，勒碑為憑。按沐氏世守云南，權(quán)威最重，自劃田畝為勛莊，遍于各府州，所委參隨管莊，任意肆虐，此為一例?！?/span>

沐氏所霸者，不僅田土，且及水域，此可見于徐霞客《滇游日記四》：“會城外二里半，有村當?shù)讨疀_，日夏家窯。過此，遂遵堤行湖中?！S港堤東北二里，為沐府魚池?！?/span>

又沐氏世以軍功留守，對讀書士子，甚為輕蔑，雖家奴閣宦，亦習(xí)以為常。徐霞客《隨筆二則》記云：“黔國公沐昌祚卒，子啟元嗣爵。邑諸生往祭其父，中門啟，一生翹首內(nèi)望，門吏杖筆之，多士怒，亦篁其人，反為眾桀奴所傷，遂訴于直指金公。公諱，將逮諸奴，奴聳啟無先疏誣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啟元益嗔，征兵祭纛，環(huán)直指門，發(fā)巨炮恐之，金不為動。沐遂掠多士數(shù)十人，毒痛之，囊其首于木。金戒多士毋與爭，急疏聞，下黔督張鳴鶴勘，張奏以實，時魏珰專政，下調(diào)停旨，而啟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懼斬世緒，泣三日，以毒進，啟元隕，事乃解?！?/span>

沐氏家族在滇跋扈專橫，對人民殘酷剝削壓迫，引起人民的極端忿怒，正如方國瑜所說：“沐氏以鎮(zhèn)守云南總兵官用事，權(quán)威所及，莫敢不服，為一代重寄。即因此沐氏在云南作威作福，發(fā)號施令，廣置勛莊，殘酷剝削農(nóng)民，使其爪牙縱情肆虐，為害最烈。沐氏以聚斂之富，任意揮霍，無惡不作，為人民所切齒痛恨?！庇绕溷迨蠈κ孔又瓢凛p蔑，為當時士人所心寒忿懣，唐泰是當時滇南名士，當亦對此憎恨痛惡。

其時清軍已侵入中原，農(nóng)民起義烽火遍及南北，南京福王小朝廷土崩瓦解，西南亦岌岌可危，三司兩院請求增兵，惟增兵必須措餉，乃求助于沐天波，但其吝嗇成性，蹙容而拒，謂曰：“極是緊事，第邇年多費，不能助一緡，奈何？”最后他狡詐的想出一條“一石二鳥”的手法，謂：“各土司用鹽頗多，再增本府一票餉可出矣！”轉(zhuǎn)嫁到增加兄弟民族及其頭人土司的身上，而他更可從中謀取部分收益飽其私囊。不料此舉后果適得其反?！俺跣袝r，土司亦有遵法納沐票餉銀者。初九日，楚雄府土司吳必奎抗令于鹽場中，不獨棄沐票，并奪商鹽，鳴之縣毆縣差。鳴之府毆府差，聲言：'已無朱皇帝，何有沐國公’！遂率眾入城，執(zhí)楚雄府文武，數(shù)罪殺之，據(jù)其城?！?/span>

其時，天波勢已衰微，捉襟見肘，不得不“調(diào)土司強有力者克之”。便飛蛾撲火地找上了沙定洲，“素聞沙定洲驍勇，令符調(diào)之?！?/span>

沙定洲繼室范氏（有作萬氏者），原系普名勝遺孀，據(jù)徐霞客耳濡目睹在其《隨筆二則》中之所記：“萬氏多權(quán)略，威行遠近?！耘R安以東，廣西（瀘西）以南，不復(fù)知有明官矣，至今臨安不敢一字指斥，旅人詢及者，輒掩口相戒，府州文移，不過虛文。余過安莊，見為水西殘破者，各各有同仇志，不惜為致命，而此方人人沒齒無怨言，不意一婦人威略乃爾！”

沙定洲娶范氏，凡事“悉遵范氏約束，嚴號令，明賞罰，生聚教訓(xùn)，遂為滇南土司中富強第一，茲聞天波召，遂欣然然傾洞而出。”按《明季南略》，謂沙定洲襲破沐府，系在其平吾必奎之后，所記經(jīng)過甚詳，有云：“十一月初旬沙定洲困楚雄府，十五日已解吾必奎首級，掃清楚雄?！觳ㄏ采酰瑢⒔鸩刭p之。定洲又奏曰：'臣夫婦欲來面恩’，至二十九日，天波升座，兩榭設(shè)儀仗、鼓樂旗幟，殊為炫耀，受拜受賀。定洲與范氏兩人三叩未畢，急趨上殿，急視之，出刃于靴，四刀飛舞，已格殺左右數(shù)人，……天波速奔入內(nèi)，定洲。范氏尾后疾追，隨見隨殺。沐府男婦約五百人，須臾尸橫遍地，天波逾墻走?！比弧睹魇贰肪砣僖皇袀鞫栆弧对颇贤了尽匪d則與此互異：“元謀土知州吾必奎叛，總兵官沐天波剿之。調(diào)定洲從征，定洲不欲行，出怨言。會奸徒饒希之、余錫朋者，逋天波金無以賞。錫朋常出入土司家，夸黔府富盛，定洲心動，陰結(jié)都司阮韻嘉諸人為內(nèi)應(yīng)。既定洲入城辭行，天波以家諱日不視事，定洲澡而入，焚劫其府。天波聞變，由小竇遁?！ㄖ迵?jù)黔府，盤踞會城，劫巡撫吳兆元，使題請代天波鎮(zhèn)滇?！觳ㄗ叱邸！眲t以定洲之叛，在平定吾必奎之前。而所脅者為吳兆元非王錫袞。吾必奎之亡，是在沙定洲攻破會城之后。又沐天波出走去楚雄，但此時既未滅據(jù)楚雄之吾必奎，則天波去楚豈非自投羅網(wǎng)？如此時吾必奎已滅，則滅吾必奎者又系何人？蓋清代對明末史事，多所諱忌，且為此屢興大獄，清修《明史》，對清室有關(guān)史事，多采“隱惡揚善”之伎倆。且成書于乾隆四年，其距明末戰(zhàn)亂已久，野史佚聞頗有浸滅，故所記多疏漏錯誤。但沙定洲之攻破黔府，出于饒希之、余錫朋二人蠱惑，阮韻嘉等之內(nèi)應(yīng)，而由范氏與定洲共同策劃，兼變起倉促，唐泰何能先期干預(yù)參與？所謂貢生唐泰為謀主之說，顯無此種可能。

但唐泰在沙夫婦攻據(jù)會城之后，曾為沙夫婦所利用當為可能之事。據(jù)諸書所載，沙定洲曾盜用王錫袞或吳兆元之名義，上疏請以沙代沐天波鎮(zhèn)滇，而王、吳均為明代名宦，故偽造其疏，亦需文采相仿佛者，唐泰詩文名盛，膺代潤色殊有可能，因此之故，遂傳其為沙之謀主。在孫可望，李定國滅沙后，唐因畏遭株連，乃遁去水目山隱避，從無住禪師染剃。后又入雞山為僧。

永歷后期抗清將領(lǐng)李定國，據(jù)清王夫之《永歷實錄》卷十四《李定國列傳》所記：“李定國，字寧宇，陜西榆林人。本農(nóng)家子，十歲為張獻忠所掠，喜其貌度，養(yǎng)以為己子?！卑磸埆I忠起事，《明史·張獻忠傳》系于崇禎三年（1630年）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七，系于崇禎四年辛未（1631年）“號西營八大王，屢破郡邑。及崇禎四年十月，帥眾二千人就撫于總督洪承疇。至次年三月復(fù)叛去?！崩疃▏敃r約十歲左右，則其生年應(yīng)在1621年前后，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永歷帝為吳三桂所俘，時李定國駐滇緬邊境之洞鳥，聞兇訊后于康熙元年（1662）移師景線，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哀忿成疾而歿，則其終年當在四十二歲左右。

他的籍貫，記載也各不同，王夫之謂其為陜西榆林人，趙爾巽等所篡修的《清史稿》卷二二四《李定國傳》及何小泉所輯《國粹學(xué)報·李定國傳》，則稱其為延安人，惟李根源、呂志伊等所輯《滇粹》，收有明逸民劉彬所撰《晉王李定國列傳》竟謂：“定國字霖宇，云南貧家子，幼失怙恃，無所依，關(guān)中人亦李姓者，攜之入陜，居榆林”，頗可斟酌。

查繼佐《罪惟錄》卷二五《熊文燦傳》末曾論曰：“盜有源，以饑起，盜益攏民，無耕地，民盡走盜，無耕人。故饑無已時，盜亦無已時”，此殆確論。明末天啟崇禎年間，陜西一帶蝗旱大災(zāi)，赤地千里，哀鴻遍野。《明季北略》卷五載《馬懋才備陳大饑》記崇禎二年延安一帶災(zāi)情極具體生動，有云：“……臣鄉(xiāng)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自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shù)日則腹脹下墮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不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糞池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shù)日后面目赤腫，內(nèi)發(fā)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薰天?？h城外挖數(shù)坑，每坑可容數(shù)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余，而數(shù)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span>

他在疏中更痛切指出，雖有少數(shù)人為弭盜而賑饑，然粥有限而饑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率而為盜也？且有司束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又逃之于此，轉(zhuǎn)相逃，則轉(zhuǎn)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

從此一記述情況可知，劉彬所記當非事實。蓋滇陜兩省相距數(shù)千里，陜?nèi)擞麛y少兒迢迢由滇返籍，何不若在陜領(lǐng)養(yǎng)災(zāi)民中之棄兒，且當時政事不修，盜賊遍及全國，更何必為一小童而擔風(fēng)險？要之，劉彬為明末云南籍遺民，引定國為桑梓先烈，無非殷望后人有邦國之念，復(fù)仇雪恥之心，用心雖苦，而非秉史筆者寫真實之所宜。

王夫之《永歷實錄·李定國列傳》謂定國“于群盜中（指農(nóng)民軍將領(lǐng)）獨以寬慈著。喜接文士，通兵法緯象，讀<通鑒綱目>，略通大義”。此乃為諛美之辭。亦如查繼佐《罪惟錄·沐英傳》之言沐“讀<大學(xué)衍義>而悅之，手不釋<通鑒綱目>，論事輒引為據(jù)”之說相同。蓋以為為將必通兵法，嫻兵法則必能知文墨，又援之為讀書士人自炫，認為武人亦須“喜接文士”“手不釋通鑒綱目，論事引以為據(jù)”，臨陣方能克敵致勝。然事實并不如此，由農(nóng)民軍出身的將領(lǐng)，多是農(nóng)民出身，他們與在官府及地主武裝的軍事斗爭中，從戰(zhàn)爭中學(xué)會戰(zhàn)爭，從戰(zhàn)爭中學(xué)會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在明末清初曾任過永歷翰林院庶吉士遷編修的錢秉鐙，他所寫的一部《所知錄》是親身經(jīng)歷的隆武，永歷前期實事編年，在卷中《永歷紀年上》有謂：獻忠“有養(yǎng)子四人，皆封王?！赏L，稍通文墨，位固第一”可見可望，定國四人中，僅可望粗識文字，余三人皆不知書。計六奇《明季南略》錄江津王瀚所記《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一則云：“定國本目不識丁，粗戇直率”。同卷記鶴慶聞國軫所述《孫可望李定國構(gòu)隙本末》一則亦稱：“能奇，定國皆愚蠢無知，故獻忠尤喜可望”。查繼佐《罪惟錄》及《清史稿》李定國傳，亦無定國知書之說，可知以上所述當為事實。

王夫之謂定國“于群盜中獨以寬慈著”，此說亦可斟酌。李定國與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永歷實錄》作艾云枝）同為張獻忠之養(yǎng)子，獻忠憎惡明官府及地主階級，兩者為生死之爭，且其為人粗暴，在戰(zhàn)斗中俘獲敵方首要，多殺戳酷虐。李定國久在張獻忠隸下，耳濡目染，雖不如獻忠之肆虐，然亦有誅殺過當者。如方樹梅《擔當年譜》所載：“永歷元年四月，李定國至?xí)x寧，秋毫無犯，百姓具牛酒犒軍，定國大喜，信宿乃去，去后，驛使往來，有婪索者，邑舉人段伯美率眾殺之，又割其從者耳鼻縱之去，定國方攻臨安，聞之大怒撤兵回，遂屠州城?！庇郑骸袄疃▏莱守?，知縣夏祖訓(xùn)死之”。其為首者僅為段伯美、夏祖訓(xùn)二人，而李竟遷怒無辜人民，將兩城老少男女，全部屠殺，這是不應(yīng)該的。

王夫之《李定國傳》又謂其“喜接文士，通兵法緯象”，亦非事實。如稱之為喜接文士，則據(jù)瞿式耜之孫瞿昌文《粵行紀事》謂其永歷六年其扶式耜柩至靖江時，“定國索文（指瞿昌文）甚急，一見于靖江府邸，……（李）言語面顏頗有驕色”。又《明季南略·孫可望李定國構(gòu)隙本末》亦謂孫可望叛國降清后，“凡永歷左右，皆定國心腹，正睥睨尊大，而清朝大兵三路人矣”。該文還謂：“戊戌四月二十四日，蜀王劉文秀病故，可望舊人思逞。定國外蹙清兵，內(nèi)防測，信妖人賈自明幻術(shù)，計更無聊”。該文雖出吳三桂記室馬玉之手，但李在永歷后期任用非人，聽信佞人馬吉翔等，對孫可望死黨未能毅然鏟除，且為洪承疇所策使之妖人賈自明所朦騙，致失戰(zhàn)機，終于在磨盤山一役，精銳盡覆，雖客觀上清軍已三路進逼，軍心渙散，但李主觀上驕傲自滿，任用非人，缺乏正確作戰(zhàn)決策。冀圖僥幸，以致最后失敗，國破身亡，這是一個慘重教訓(xùn)!馬玉此文最后云：“究至挾竄外邦，豈知自不容于緬國。……今飄忽于瘴癘之鄉(xiāng)，旦夕有死亡之狀”。顯系寫于李定國尚據(jù)守景線之時，結(jié)論雖有輕蔑敵意，但所談情況基本真實可信。

關(guān)于李定國的眷屬子女，舊說紛歧，互有矛盾。劉彬《晉王李定國列傳》謂：“定國妻子，清兵入侵時，在泗城以土府岑繼祿叛變，誘清軍陷安龍時，為卓布泰執(zhí)獲殺之”。王夫之《永歷實錄·李定國列傳》則謂，永歷被殺后，“定國聞變，還兵至緬甸，已無及，因縞素發(fā)哀，定國披發(fā)徒跣，號踴搶地，吐血數(shù)升，遂殺妻子，焚輜重，舉兵攻緬甸”。兩者均謂定國妻子業(yè)已死難，但劉彬以為系卓布泰執(zhí)獲殺之，王夫之則謂李定國自己所殺。

查繼佐《罪惟錄》所記與上兩說不同，他在該書《李定國傳》中說：“定國卒于徼外，明年，定國子嗣興，（劉）文秀子震咸北歸”。而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李定國傳》則溶劉彬、查繼佐兩說為一體，謂：“……卓布泰師進，破象陣，迭戰(zhàn)羅炎涼水井。定國兵潰，妻子俱喪失。……定國還孟艮，（白）文選至耿馬，遇定國將吳三省，方得定國妻子，將歸諸定國?！页?，定國卒，（靳）統(tǒng)武尋亦卒，嗣興乃與文秀子震率部出降”。以上兩說與事實大致符合。按《清實錄》“康熙二年六月乙卯，兵部議復(fù)：'平西王吳三桂疏報李定國之子李嗣興從邊外投城，繳偽冊寶，印札，帶領(lǐng)官弁、兵丁、家口一千二百余名，象、馬無算，應(yīng)照例議敘?！弥迹?李嗣興授都統(tǒng)品級，以下各官，從優(yōu)再議’?！奔礊槊髯C。

又《明季南略·孫可望李定國構(gòu)隙本末》有謂：“可望乘勝破云南，分兵襲楚雄。楊畏知戰(zhàn)敗被擒，初不屈，可望以畏知同鄉(xiāng)里，聞其任云南甚得民心，欲降之以收人望，令多方勸之，畏知降，可望待之甚厚，畏知遂為之用，因與定國聯(lián)姻”，此事不見于《明史》卷二七九的《楊畏知傳》亦不見于各書所記的李定國傳記。

晚明時一般寡廉鮮恥的士大夫，為保全其權(quán)勢利祿，不惜以妻女為誘餌，迎合擁軍自大的武人，以求得其庇護，永歷諸臣奸佞者亦復(fù)如此。李自成部高一功歸明后，永歷臣陳邦傅：“欲倚之蹂兩廣，并（瞿）式耜（李）成棟軍，逼脅朝廷，乃迎忠貞營屯潯南，拜李赤心（即自成舊將李過）母為母，以舅事高必正（即高一功）”（王夫之《永歷實錄》卷二六《叛臣列傳》。最后更“獻女于高必正結(jié)好，慫恿必正提兵入桂”（錢秉鐙《所知錄》）。

孫可望踞云貴后，詈永歷于安龍，派其親信王愛秀，鄭國窺伺其行動，而馬吉翔竟“以幼女送鄭國為妾，國留宿二日復(fù)遣還”（《明季南略·安龍紀事》）。

但據(jù)《明史·楊畏知傳》，其從孫可望時，曾以三事相約，“一不得仍用偽西年號；二不得殺人；三不得焚廬舍淫婦女，可望皆許諾”。最后以與可望抵牾，忿而“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尚不失其氣節(jié)?！睹骷灸下浴匪^畏知與定國聯(lián)姻一事，當無其事。即有聯(lián)姻，因定國有子嗣興，亦或為兒女婚約也。

——云南省文史研究館編：《云南文史論集——云南省文史研究館成立四十周年紀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62—1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