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這片土地上出現(xiàn)了諸多圣人和思想家，孔子被稱為第一圣人，而孟子緊隨其后，被稱為“亞圣”。

孔孟之道的淵源要追溯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后經(jīng)傳播一直延續(xù)到了宋明時代？任何一種思想都必須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與時俱進，不然會被歷史的車輪碾壓使其不復存在。

因此，在宋明時期，理學家們認為孔孟之道的奧義在于兩個字“天理”在當時的時期，為宋明理學搖旗吶喊的思想家稱自己為孔孟之道的繼承者，他們認為自己的流派繼承了儒家學說的社會倫理思想，最主流派別則為程朱理學。

程朱理學最為鮮明和主流的觀點則是“三綱五?！?/span>，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對“三綱五?！背滞瞥鐟B(tài)度，也有不少人反對，稱其為舊時代的陪葬品。因此，三綱五常的觀念究竟是對儒學的繼承還是背叛成了一時間社會討論的熱點。

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是北宋的程頤，程顥和大詩人朱熹，他們首次提出將世界的本源歸結于客觀存在的“理”或者是“天理”。經(jīng)過理學家們的發(fā)展，以“天理”為哲學最高范疇的理學在北宋社會和學術范圍內形成。

朱夫子認為，“理”無所不在，是自然界及社會的最高原則，也是社會倫理的最終體現(xiàn)，而社會倫理中的首要觀點即“三綱五常”經(jīng)過朱理學的推崇后被標準化為不可侵犯的“天理”，成為人們在實際生活和行動中絕對遵守的道德要求和行為規(guī)范。

所謂的三綱五常，并不是程朱幾人自行發(fā)明而來，而是源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西漢學者董仲舒。在西漢時期，董仲舒為了鞏固漢朝大一統(tǒng)以及中央集權時，曾經(jīng)提出尊崇儒學的主導地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學者將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進一步進行解釋，他認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并且提出了以“仁、義、禮、智、信”為五常的社會規(guī)范。

對三綱五常的追根溯源可以看到，無論是圣人孔子還是亞圣孟子都未曾講過“三綱五?！?，而且孔子對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最初解釋也不過是“君子要有君主的樣子，這才是為君之道，臣子要有臣子的作為，這才是為臣之禮，父親要有父親的作為，這才堪為兒女的表率，子女要有子女的規(guī)范，這才是優(yōu)秀的傳承者的表現(xiàn)”。

從這句話中不難看出，孔子對于君臣，父子的關系要求是雙向而并非單方付出。在《論語》中有一句話可以佐證孔子的觀點：“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也就是說，孔子主張對君王對臣下以禮相待，臣子自然要對君主忠心耿耿，而父子之間所講的孝順應該是發(fā)自內心的天然的敬愛之情，而不是董仲舒等人所講三綱五常的強制性和服從、馴化的關系?？鬃诱J為，父母若有過錯，子女應該對其進行勸誡而非任意妄為。

除了孔子曾經(jīng)細致講過君臣父子之間平等的關系，孟子也曾經(jīng)提出二者之間是互相尊重，相對平等的關系。

例如孟子認為“君之視臣如手足，臣之視君如腹心”；在父子關系上，孟子非常反對父親教育子女時的“繼之以怒”，他認為，如果長輩對子女惡語，相向，那必然會引起子女的反抗。正確的教育方式應該是用正確的態(tài)度對待子女，如若不然，父子必將反目，如果父子反目，那兩者的關系必然惡化。

因此，在孔孟二人看來，所謂的骨肉之親、君臣之義，都是雙向奔赴且互為原則的道德標準，并非單方面必須強制遵守的守則。因此，他們的觀點并沒有以程朱等人所推崇的“三綱五?！蹦菢泳哂袕娏业牟黄降壬省?/p>

作為雄才大略的真主，漢武帝為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付出了畢生的精力，董仲舒作為維護封建制度的辯護者自然要用統(tǒng)一的文化來歸流人們的思想和引導人們的思維，而朱夫子和程氏兄弟二人自然也繼承了董仲舒等人的身份，他們幾人在延續(xù)孔孟之道時歪曲了原來的儒學奧義。

程朱理學強調，君主和父親的絕對權威應該是不予被質疑的。比如朱熹曾認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朱夫子作為北宋的大儒，曾經(jīng)影響了許多士子。

這些人普遍性的認為君主對于臣子，父母對于子女，丈夫對于妻子都有絕對性的掌控權，在這種思維定式的渲染下，君主和臣民、父親和子女以及丈夫對妻子之間便形成了一種等級森嚴的制度。

所以，無論如何，下等人是無法反抗上等人，這顯然將孔孟儒學所強調的雙向奔赴的君臣之道，父子之情掃蕩一空。

“三綱五常”曲解了孔孟之道，也十足十的踐踏了孔孟二人的觀點。孟子所提倡的人格尊嚴至上的觀點也被程朱理學盡數(shù)刪掉。

孔子曾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而北宋的理學刻意漠視了孔孟二人對個體人格的贊揚和面對王侯貴族傲氣的態(tài)度，反而是用自己的學說迎合了中國后期封建社會加強中央集權和專制制度的需要。與此同時，當時的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王室的統(tǒng)治必不得已將程朱理學作為武器，用以壓制人道主義和權利和義務對等的道德標準。

至此，尊貴與卑賤，高尚與低下成了社會中時時刻刻、無處不在的人際關系中。

這種社會氛圍與孔孟二人所倡導的觀點背道而馳?？酌先鍖W的理論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個諸侯國之間戰(zhàn)爭不斷，民不聊生的社會情況讓孔子等人產(chǎn)生了一種愛民的樸素理想，因此他們開始提倡一種以人為本的政治觀念，這與后期程朱理學所說的“三綱五?！苯厝幌喾?。

宋朝的衛(wèi)道士將“天理”作為至高無上且不可改變，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道德標準，目的就是從國家意識形態(tài)方面加強皇權的專制統(tǒng)治以及維護整個社會的穩(wěn)定固化階級，從而減緩社會階層的流動以維護上層人的利益。

由此，皇權專制和父權權威被雙重加強，這就使得“民主”一詞蕩然無存?？v觀世界古代史、近代史，“民主”是加強開啟民智、加強平等、追求自由、開啟科學的號召。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宋朝理學是基于一方對另一方的不尊重，不平等的地位上提出的，它背著孔孟儒學的外殼，顯露的是壓迫人的本質。在國家政治方面，孔子提出的觀點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是謂大同”這一觀點也被孫中山沿用在近代革命中。

孔子早在數(shù)千年前就提出：天子的位置不應該屬于私人，也不應該通過某種意識形態(tài)強行安裝在普通人的頭上。但西漢董仲舒提出的“君權神授”四字就與孔子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馳。

與董仲舒相反的則是孟子的觀點，孟子在《滕文公上》這篇文章里提出，堯、舜、禹的禪位制度是最樸素的民主政治狀態(tài)，他認為，如果天子執(zhí)政有過錯，天下的百姓陷于水深火熱之中，那么天子就不應該再成為天子，應重新從人民中選擇天子。

除此之外，孟子還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話時至今日仍被認為是民主政治理想至高的追求，人民永遠是國家的主人。孟子的觀點是，正是因為有了人民才有了統(tǒng)一體國家，正是有了一個龐大的國家，才有君王這一角色。

所以，孔孟儒學里，政權的變更不應該是家天下的傳承制，而應該來自于民間的民意。

但是“三綱五?！惫袒烁笝嗪突蕶嗟牡匚?，他認為政權的變更和君王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天子的角色更不可能從人民的范圍內選擇，主權在民的萌芽觀點被“三綱五?！遍幐畲M。

所以，理學就成為了維護皇族秩序和封建社會等級的手段，而且這種學說對于女性的毒害則更加深遠，在北宋之前，女性的社會生存環(huán)境還比較寬松，甚至有些表現(xiàn)較好的女性能夠參政議政，甚至上戰(zhàn)場殺敵，可是到了程朱理學在社會占據(jù)主流話語權的時期，女性漸漸被社會風俗絞殺。

結語

程朱理學的著名言論包括“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以及朱熹的女婿曾經(jīng)進一步提出對寡婦的三項告誡，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在宋朝時期女性地位開始走向了下坡路，并且，裹小腳的習俗也是從南宋時期開始漸漸的成了社會的主流風范。

在皇權和父權社會的雙重擠壓下，女性的地位越來越低，參政議政的朝堂上再也沒有了女性的風采，家族的宗族勢力中也沒有了婦女的身影。婚姻財產(chǎn)，倫理，人身自由，生育控制，這些本應該有女性占據(jù)一席之地的東西全部漸漸消失在社會潛移默化的風俗之中。

尤其是當程朱理學發(fā)展到了明清時期，中央集權和皇權也加強到了至高無上的頂峰，因此，社會對于女性空間生存的擠壓也達到了極限。本來在宋朝這樣一個商品經(jīng)濟較為發(fā)達的朝代，女性還可有些許的生存空間和活動范圍，但是到了明清時期，男權社會和理學的風氣占據(jù)了主流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女性作為“卑賤之軀”已經(jīng)無權參與建設社會制度。

她們的話語權漸漸消失在了森嚴等級的社會中，而孔孟之道自然也在明清時期被歪曲到了極致，失去了本來的民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