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公眾號：中國檢察官

素材來源：本文刊登于《中國檢察官》雜志2023年3月（經典案例版）

作者：

沈雪中   浙江省人民檢察院 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 二級高級檢察官

王    挺   浙江省人民檢察院  第一檢察部副主任 三級高級檢察官

張素蓉   浙江省溫州市人民檢察院 第一檢察部 一級檢察官

一、基本案情及辦理過程

被告人洪某都，男，1985年9月24日出生，系犯罪集團財務管理人員。

2019年11月開始，李某思、曾某運（均在逃）等人為了攫取巨額不法利益，以高薪工作、報銷路費為由，先后利誘、招攬并組織被告人洪某都、曹某州等數(shù)百人偷渡至緬甸邦康地區(qū)，專門采取視頻裸聊方式，以脅迫為主要手段勒索被害人財物，逐步形成以李某思為首，曾某運、劉某南（在逃）、許某來、洪某都等人為重要成員，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活動的犯罪集團。

該犯罪集團通過培訓其招攬的員工，設置專業(yè)話術劇本，以網絡曖昧、網戀為誘餌誘騙受害人入套，以下載專門APP進行視頻在線裸聊為由，誘騙被害人下載木馬程序以獲取被害人手機通訊錄及短信信息，通過播放事先準備好的帶有裸露女子內容的視頻短片冒充真實裸聊場景，在此過程中截取、錄制被害人裸體視頻，再以發(fā)被害人裸體視頻給其親屬、朋友、單位領導等進行威脅，通過網絡對我國境內公民實施敲詐勒索。

該犯罪集團設后勤部、后臺組、29個“裸聊”敲詐組、7個“殺豬盤”組和5個為犯罪集團提供技術支撐和支付結算的“碼商”“Q商”“粉商”。

犯罪集團成員相對固定，分工明確，配合緊密，以實施敲詐勒索為主，又先后實施組織他人偷越國境、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非法拘禁等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百姓，被害人遍布國內各地，擾亂經濟、社會生活秩序，造成一定社會影響。

截至2020年11月，該犯罪集團對我國各地被害人實施敲詐勒索金額高達人民幣1.2億元。其中，被告人洪某都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期間，在該裸聊敲詐勒索犯罪集團中擔任財務，對接集團11個小組的財務工作，負責部分敲詐勒索資金的收取、對賬以及工資發(fā)放。

2020年11月至2022年10月，浙江省溫州市公安機關以敲詐勒索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分批將涉及集團骨干、組長、小組長、業(yè)務員、下游“碼商”等多個層級共計443名犯罪嫌疑人移送溫州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2020年12月至2022年11月，溫州檢察機關以敲詐勒索罪、組織偷越國境罪等對洪某都、張某強等共計405人分批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并認定該跨境裸聊犯罪集團為惡勢力犯罪集團。

截至2022年11月，人民法院對394名被告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2年至有期徒刑7個月不等，并處罰金的刑罰。

二、網絡裸聊敲詐案件的辦理要點

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裸聊”敲詐勒索犯罪，不僅嚴重侵犯他人財產權利，還嚴重侵害了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并影響到網絡公共安全秩序。

但由于該類案件多由境外團隊通過互聯(lián)網實施，受害人數(shù)多、分布廣，導致追查難度大、取證固證難，給案件準確定性、適用法律帶來較大爭議。

筆者認為，辦案中應充分發(fā)揮檢察一體化工作優(yōu)勢，積極履行訴前主導作用，依法認定涉網黑惡犯罪，準確區(qū)分主觀惡性較大的黑惡勢力組織成員和主觀惡性較小的普通犯罪分子，積極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升辦理案件質效。

（一）依法認定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黑惡勢力犯罪

本案的爭議焦點之一是，該犯罪集團是否為黑社會性質組織。

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應定性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從組織特征來看，該組織人員固定，內部結構層次分明、分工明確，并有成文的規(guī)章制度及獎懲規(guī)定；

從經濟特征來看，通過“裸聊”敲詐勒索、“殺豬盤”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獲取巨額經濟利益用以維系組織發(fā)展；

從行為特征來看，依托信息網絡，以打電話或者發(fā)信息語言威脅群發(fā)“裸聊”視頻等方式侵害被害人，該組織對內雇傭武裝人員持械限制員工人身自由，對不服從管理者進行辱罵甚至實施故意傷害、非法拘禁等犯罪行為；

從危害性特征來看，侵害了不特定被害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及人民群眾的隱私安全。

另一種意見認為，現(xiàn)有證據(jù)尚不足以認定本案系黑社會性質組織，“兩高兩部”《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黑惡勢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條明確規(guī)定，對單純通過線上方式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不具有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特征的，一般不應作為黑社會性質組織行為特征的認定依據(jù)。

圍繞上述分歧，溫州檢察機關辦案組按照黑社會性質組織“四個特征”，先后制發(fā)10余份補充偵查建議，要求公安機關重點圍繞犯罪集團是否對被害人家屬、親戚朋友等實施滋擾行為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網絡空間和現(xiàn)實社會中的控制和影響程度等進一步取證。

經進一步偵查取證，未發(fā)現(xiàn)對被害人的周邊親朋頻繁滋擾的充分證據(jù)，但根據(jù)實施犯罪過程中所體現(xiàn)出的手段的惡劣性、受害范圍的廣泛性等特點，已符合惡勢力“為非作惡、欺壓百姓”的認定標準，故檢察機關認為，該案洪某都等人形成的犯罪組織應依法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

在行為特征方面，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始終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基本手段?！霸谀硞€案件中，如果犯罪行為的暴力程度較輕，且犯罪類型單一，則根本就不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所要求的殘害、欺壓百姓的行為特征，因而不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p>

本案中，該犯罪集團的行為主要表現(xiàn)為以侵害名譽為要挾非法獲取財物，實施的軟暴力行為具有隱蔽性，針對被害人的犯罪行為主要是敲詐勒索，其敲詐勒索方式是羞辱、威脅被害人，用被害人害怕名譽受損為手段勒索財物，如“兄弟，你好好看下這個是不是你的通訊錄和你在網絡上裸聊的視頻，你想不想處理”，此種行為方式與一般的網絡敲詐勒索個案并無明顯差異，且這種匿名實施的威脅、恐嚇，也達不到在網絡空間和現(xiàn)實生活形成一定區(qū)域的組織威懾力。

在案證據(jù)體現(xiàn)的暴力僅系集團對被騙至境外不服從工作安排的內部員工實施非法拘禁、毆打等管理行為，應視為控制管理內部成員組織特征的表現(xiàn)形式，而非行為特征。因此該案暴力性不足，犯罪類型也單一，并不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暴力行為特征。

危害性特征方面，“黑社會性質組織并不是一般的犯罪組織,而是以控制社會、危害社會為目的的犯罪組織。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危害性特征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本質特征?！?/p>

本案中，該犯罪集團涉及國內受害人群分布全國各地，現(xiàn)有證據(jù)表明其犯罪手段主要是針對被害人本人害怕因裸聊名譽受損被迫交付財物實施威脅，除個別家屬接到過告知電話外，一般不存在對被害人的周邊親朋頻繁滋擾而導致他人無法正常生活，嚴重破壞正常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的情況，其影響較為隱蔽、單一，主要是被害人心理恐慌，對社會經濟外部影響力較小。

因此，綜合行為手段和危害后果，在案證據(jù)不足以反映該犯罪集團在網絡空間和現(xiàn)實社會造成“重大影響”，沒有在一定區(qū)域或行業(yè)內形成非法控制，尚未達到黑社會性質組織危害性特征認定標準。

（二）準確認定涉網惡勢力犯罪組織成員

本案涉及犯罪嫌疑人近千人，是否將全部到案人員均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的成員，在辦案過程中也出現(xiàn)了較大爭議。

一種意見認為，業(yè)務員參與具體裸聊過程、截取被害人裸聊視頻、獲取被害人通訊錄信息，對整個犯罪集團實施裸聊敲詐勒索行為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應從嚴懲處，認定業(yè)務員以上層級的人員為惡勢力犯罪集團成員。

另一種意見認為，業(yè)務員占大多數(shù)，部分業(yè)務員參與時間短或受脅迫參與，均以惡勢力成員打擊勢必打擊面過大，應以小組長作為劃分標準，認定小組長以上人員為惡勢力犯罪集團成員。

檢察機關采納了后一種意見，在本案中的小組長明知該犯罪集團實施“裸聊”敲詐犯罪活動，仍接受骨干成員的領導、管理，負責話術培訓、技術傳授，管理各自組員開展“業(yè)務”，負責處理難以應對的被害人及負責跟進組員釣上來的“大魚”，對組員敲詐所得進行抽成獲利，在犯罪活動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原則上應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的成員。

而對于業(yè)務員等普通組員，“對于表面雖有雇傭或被雇傭、利用或被利用關系，但是長時間或者多次參與惡勢力違法犯罪活動的，應當視為行為人已具有加入惡勢力的意愿，避免違法犯罪分子利用規(guī)定逃避打擊”，則根據(jù)其參與時間、有無直接實施敲詐勒索行為、有無拉人入伙以及非法獲利等情況綜合判斷，避免因“一刀切”認定擴大依法懲治范圍。

據(jù)此，對于被告人洪某都、張某強、溫某兵等重要成員、董某江等小組長以及顏某煬、周某彬等參與程度較深的組員共計80名，均應認定為涉惡組織成員，對其余參與時間1至3個月，獲利較少，均作為小組的一般員工，不認定為涉惡組織成員。

同時，厘清各個涉案人員參與犯罪集團的時間、參與程度、個人獲利情況、參與犯罪的原因等，從而明確共同犯罪中主、從犯劃分標準。對于惡勢力集團的財務管理人員、現(xiàn)場管理人員應認定為該犯罪集團的重要成員，系主犯，對小組長、組員等層級較低的人員認定為從犯。

（三）確立犯罪數(shù)額認定標準和量刑基本原則

由于該惡勢力犯罪集團內部層級較多，對于各個層級的犯罪金額如按照整個犯罪集團實施犯罪金額量刑，會出現(xiàn)嚴重罪責刑不一致的情形，故如何確定犯罪數(shù)額也是該案爭議焦點之一。

如本案中29個“裸聊”敲詐組，均下設大組長、小組長、組員（小組長接受大組長管理），各個層級定罪量刑時是按照個人參與期間具體實施的敲詐勒索金額認定，還是按照參與期間犯罪集團全部金額認定，出現(xiàn)較大爭議。

一種意見認為，按照個人參與期間具體實施的敲詐勒索金額認定（或者按照個人自認獲利倒推個人數(shù)額），如果按照這種標準定罪，最大的問題是完全依賴口供，犯罪嫌疑人就算供認了個人數(shù)額，其實也很難去審查客觀真實性。

另一種意見認為，按照參與期間犯罪集團全部金額認定，根據(jù)已經查明的被害人被敲詐勒索金額累加計算得出，如果按照這一標準，存在的問題是缺乏法律依據(jù)以及如何把握量刑平衡。

圍繞上述問題，檢察機關分析研判后認為，從法律依據(jù)上，參考2016年“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多人共同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對其參與期間該詐騙團伙實施的全部詐騙行為承擔責任。

本案涉及罪名雖然是敲詐勒索，但在犯罪手段上均系利用網絡實施涉眾類的侵財犯罪，其背后法理是相通的。

對于共同犯罪尤其是集團犯罪，如果集團內部小組之間、成員之間存在聯(lián)系、支持和幫助，成員就應當對集團金額承擔責任；如果是“各自為政”，相互關聯(lián)性弱、獨立性較強的，則原則上應當“責任自負”，僅對個人參與實施的犯罪數(shù)額承擔刑事責任。

從事實證據(jù)上，閱卷中發(fā)現(xiàn)該犯罪集團統(tǒng)一食宿，進行統(tǒng)一管理，統(tǒng)一提供“碼商”“粉商”等技術支持，部分已歸案的骨干人員和組員均供稱組織存在被害人甄別流程，經分析認為是“大魚的”，組員釣上來直接交由組織安排的槍手跟進，并且組員、槍手也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各小組之間成立交流群，相互探討技術問題，足以體現(xiàn)該犯罪集團小組之間、成員之間存在一定的聯(lián)絡、支持、幫助表現(xiàn)。

故，確立本案定罪量刑基本原則：一是該犯罪集團的組長、組員及負責技術、后勤等幫助、輔助行為的人員，按照參與期間犯罪集團全部金額認定，個人金額、獲利情況能夠查實的，在事實認定中一并表述并作為追繳判項的依據(jù)。

二是量刑尺度統(tǒng)一到成員的具體地位、角色以及在窩點的時間長短，如上述人員按集團犯罪全部金額認定后，可以認定為從犯，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從而保證罪刑相適應。

三是參與時間明顯較短（如不超過1個月的）且無法查實個人具體敲詐勒索數(shù)額的，可不作犯罪處理。

三、辦理類案的實踐啟示

一是“不放過不湊數(shù)”，依法嚴厲打擊網絡黑惡犯罪。檢察機關在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的案件中，應當準確把握信息網絡空間與現(xiàn)實社會的交織關系，要準確把握涉網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依法界定涉網黑惡犯罪性質，全面、綜合、準確評價。

特別在是否應當認定為涉黑惡犯罪組織的問題上，除了要查清組織特征、經濟特征外，尤其要嚴格把握組織行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及時統(tǒng)一各方認識，為依法嚴懲提供堅強法律政策支撐，確保打擊懲治涉網黑惡犯罪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有序推進。

二是注重分層處理，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跨境裸聊敲詐類案件往往具有涉案人數(shù)眾多、犯罪鏈條長、層級復雜等特點，不同人員在主觀惡性、犯罪層級、獲利數(shù)額方面存在差異。

對于該類涉眾型犯罪案件，要堅持主客觀相統(tǒng)一、罪責刑相適應，綜合判斷責任輕重及刑事追訴的必要性。

重點打擊組織、策劃者，起主要作用的高層管理人員和積極參加的骨干分子，教育挽救大多數(shù)的一般參加者，根據(jù)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注重區(qū)分情況、區(qū)別對待、分層處理。

辦案中要以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為引領，審慎作出逮捕、起訴和羈押決定。

三是發(fā)揮檢察一體化機制作用，形成檢察合力。檢察機關在辦理利用跨境網絡裸聊敲詐勒索案件時,應當發(fā)揮檢察一體化機制作用，形成履職合力，釋放檢察內生動力。

建立案件分流辦理機制，對于組織規(guī)模大、涉案人數(shù)眾多的犯罪集團案件，檢察機關通過省、市級統(tǒng)籌，成立專案指導組、聯(lián)絡組，指定多個基層單位負責辦理，并明確以案件最初受理地為主辦地，突出主辦單位與其他辦案單位的協(xié)同配合，加強證據(jù)及時共享。

通過內部指導研商機制，制發(fā)案件辦理提示單，解決案件爭議焦點，統(tǒng)一執(zhí)法辦案證據(jù)標準，實現(xiàn)訴訟流程的質量管控。

健全同步審查機制，同步研判證據(jù),同步審查案件，加強上級對主要爭議問題、刑事政策把握等方面的指導作用，實現(xiàn)上下合力，更好履行辦案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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