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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為什么會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以前的王者，為什么要安排專人搜集民歌？為什么說王道的天下是執(zhí)政者圍著百姓轉(zhuǎn)？為什么執(zhí)政者不再搜集民歌之后，才有了史書？同樣是史書，為什么孔子撰寫的春秋可以成為后世執(zhí)政者的一面照妖鏡？我們今天一起精讀《孟子·離婁下》篇的第二十一章，先讀原文。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其義則丘竊取之矣?！?/span>孟子說：“王者的事跡泯沒了，圣王采詩的制度消亡了，詩也就不再有了。晉國的史書名《乘》，楚國的史書名《梼杌》，魯國的史書名《春秋》。它們本質(zhì)上是一樣的，記載的基本都是齊桓公、晉文公這樣稱霸諸侯的事跡，所用的筆法都是普通的史書筆法。孔子說，他們的大義被我私下取用了?！?/span>我們讀完了也讀懂了這一段文字，首先應(yīng)該問一問到底“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指的什么？朱熹在其《孟子集注》中說：王者之跡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也。楊伯峻先生在其《孟子譯注》一書中，注解此章，引用《公羊》何注說：“五谷畢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從夜績，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xiāng)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span>朱熹先生講的確實是一個歷史事實，但是聯(lián)系上下文，很明顯，楊伯峻先生引用的文獻(xiàn)記載解讀“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更加準(zhǔn)確。從楊先生引用的文獻(xiàn)記載，我們能夠知道，在天下行王道之時，是自上而下去傾聽民意的，自上而下去關(guān)懷百姓的。這種采詩的制度，相當(dāng)于有專人搜集民間歌謠小調(diào)，這種人被稱為道人，拿著木舌金鈴的木鐸，走在路上征集民間歌謠。也就是今天講的采風(fēng)。他們看起來是在征集民歌，實際上是在了解民意。老百姓心中的滿意和不滿意，都會被編成歌謠唱出來。搜集到了這些民歌，老百姓的想法，上面也就全都知道了。實際上流傳到今天的《詩經(jīng)》，就是當(dāng)年民歌歌詞的匯編。現(xiàn)在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說“詩言志”了。老百姓表面上唱的是歌，實際上是在表達(dá)自己的心情，抒發(fā)甚至是宣泄自己的情緒。最高的執(zhí)政者能夠從中知道老百姓滿意與不滿意的真實情況。現(xiàn)在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王道的天下執(zhí)政者完全是圍著百姓轉(zhuǎn)的。那個時候六十歲以上的男人，五十歲以上的女人，如果沒有孩子，國家供養(yǎng)，可見當(dāng)時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至上的。老百姓應(yīng)該也不會太去關(guān)心政治，他們都忙著自己的生產(chǎn)和生活，有啥不滿意的，干活的時候編個小曲兒唱一唱，也就會傳到最高層那里去。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老子在《道德經(jīng)》中講的“太上不知有之”的執(zhí)政境界。執(zhí)政者和老百姓都各自做好自己分內(nèi)的事，彼此都不會給對方帶去不必要的打擾。也就是說，孟子講的“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指的就是這種和諧、平靜狀態(tài)的終結(jié)。取而代之的是諸侯爭霸，執(zhí)政者不再用心傾聽老百姓的心聲了，他們帶給老百姓的不是平靜和平安，而是動蕩與不寧。我們似乎可以這樣推論，如果王者之跡仍在，根本就不需要那些史書，有的只是一首又一首表達(dá)民意的歌謠。民歌的歌詞多數(shù)由民間創(chuàng)作，自然能夠真實反映民意，唱的是老百姓的心聲。而史書則由各諸侯安排的史官進(jìn)行記錄，那就不是以百姓為中心了，而是以諸侯為中心了。最在意的不再是老百姓日子過得怎么樣，而是諸侯的雄心、野心，和他們與人爭奪霸權(quán)的事跡了。這些諸侯好一點兒的，能夠算作老子講的親而譽之的境界，老百姓還說他幾句好話。如果不好的，老百姓則是畏之和侮之，對他們是又害怕，背后里還偷著去詛咒他們。詩是王道政治的產(chǎn)物，王道政治不在了，民歌也就只能在民間流傳了，再也沒有辦法上傳到最高執(zhí)政者那里了。圣王采詩制度的終結(jié)，也宣告了圣王不在?！洞呵铩分惖氖窌霈F(xiàn)，也就意味著天下爭霸的開始。最后我們還要再問一下，孔子到底偷偷地取用了些什么？孔子晚年修《春秋》，說明在他修之前，魯國就有《春秋》，他之所以要動手去修，說明原有的春秋筆法有他不認(rèn)可的地方。我們今天讀的是《左傳》、《公羊傳》，或者是《谷梁傳》，這三傳都是對孔子當(dāng)年修訂《春秋》的再發(fā)揮，再詳細(xì)說明。南懷瑾先生說，孔子寫的《春秋》就像一條一條的新聞標(biāo)題，而《左傳》、《公羊傳》和《谷梁傳》記述的則是詳細(xì)的新聞內(nèi)容，這個比喻非常的恰當(dāng)。所以我們可以推論出，孔子應(yīng)該參考了當(dāng)時各國史書上所記載的事件，但這不是他真正竊取的地方。他偷偷借用的是《詩經(jīng)》中對歷史人物進(jìn)行褒貶的手法，只不過是他用的比較隱蔽和含蓄而已。也就是說，孔子修過的《春秋》不僅僅有史詩，還有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定性，有孔子個人的態(tài)度。讓讀者能夠從中讀出邪與正，所以才能夠在后世成為百王大法。實際上，孔子是放眼長遠(yuǎn)，用心良苦，通過自己的努力，為中國后世所有的執(zhí)政者立了一面大鏡子。是明君，是昏君，你是有道還是無道，拿起《春秋》這本書，自己去對號入座就可以。在這本照妖鏡面前，誰也跑不掉，誰也藏不住。就沖這一點，我們就該對孔子、對孟子致以萬分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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