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觀餘論》是北宋學(xué)者黃伯思（1079－1118）唯一傳世的著作[1]，歷代都予以極高評價。此書版本衆(zhòng)多，正如傅增湘先生所云：“宋時有紹興丁卯其子〔黃〕?建安漕司本、川本、嘉定樓攻媿據(jù)川本參校刊本，唯樓本明時嘉禾項氏萬卷堂取以覆刻，其大略可知，餘均不可考。”其中尤以爲(wèi)上海圖書館所藏嘉定三年（1210）溫陵莊夏刻本（即傅增湘所云嘉定樓攻媿據(jù)川本參?？荆┳顮?wèi)著名，曾經(jīng)明華夏（生卒年不詳，與文徵明1470－1559同時）、文徵明、王寵（1494－1533）、項篤壽（1521－1586）、項元汴（1525－1590）及清季振宜（1630－1674）、徐乾學(xué)（1631－1694）、惠兆壬、韓泰華、潘祖蔭（1830－1890）等收藏，流傳有緒，後世刻本多從此出。

東觀餘論（上圖藏本）目錄

1961年，趙萬里主編《中國版刻圖錄》最早發(fā)表此本書影，1988年中華書局收入《古逸叢書》三編（綫裝本及平裝本），影印出版，名之曰《宋本東觀餘論》，較爲(wèi)通行[2]。近年又有再造善本影印本，開本較古逸叢書三編更爲(wèi)闊大，印製更爲(wèi)清晰（尤其卷後）。此外，陳先行先生《打開金匱石室之門——古籍善本》及上海圖書館《瑯函鴻寶——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所公布的卷端、題跋等頁均爲(wèi)彩色精印，較之以前單色影印本更爲(wèi)清晰真確[3]。國家圖書館藏一宋刻殘本《東觀餘論》[4]，因未曾影印行世，亦未發(fā)表書影，故知之者較少。本文擬推究此宋刻殘本的遞藏源流，刊刻的時間與地點，以及與莊夏嘉定三年刻本有何關(guān)係，兩本優(yōu)劣等等問題，兼論上海圖書館藏嘉定三年刻本的修補，以就教于方家。

 東觀餘論（國圖藏本）

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東觀餘論》據(jù)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著錄如下：

此宋刊本，合《法帖刊誤》上、下卷通爲(wèi)一百四十六葉，不分卷。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板心頗窄，上魚尾下記“東觀”二字或“東”字，下魚尾下記葉數(shù)，最下記刊工姓名，有魏暈、葉遷、葉雪、張回、張文、林厚、花耳、余闌、一奴、賓、盛、甸等人。又目錄十三葉，半葉九行，行二十字。[5]

經(jīng)筆者目驗，全書現(xiàn)分裝四冊，前兩冊爲(wèi)宋刊本，存七十三葉，後兩冊爲(wèi)明人鈔配。書中夾有棕色籤紙，背有白紙襯裱，上頂格隸書“東觀餘論總目”一行，下端“東觀餘論（以上大字）二本（以上小字）”六字，分三行。其上又有朱筆橫書“北宋刻”三字。此籤條下端露於書外，歲久故顏色較深。由此推測，此本曾經(jīng)分裝兩冊，目前分裝四冊，當(dāng)是後人所改。據(jù)《延令宋板書目》所載《東觀餘論》分裝二冊，至少當(dāng)是時尚未改裝[6]。書根裝訂綫以左墨書“東觀餘論”（四冊同），綢緞包角處分別墨書 “文、行、忠、信”，作爲(wèi)四冊編號。周叔弢（勞健抄寫）、勞權(quán)跋在書前。卷首補抄《法帖刊誤序》，係據(jù)毛氏汲古閣本。目錄自“法帖刊誤上”始，至“跋杜正獻公草書後”止，其後目錄全係補抄。此當(dāng)是書賈截取目錄，以殘本冒充全本的伎倆。惜此宋本目錄遭此劫難，給辨析版本增加了困難。正文亦自“法帖刊誤”始，至“跋干祿字書”條止，其後爲(wèi)明人補抄。宋刻殘本天頭欄外偶有墨筆，欄內(nèi)正文相應(yīng)文字位置亦有點記，是錢謙益校補文字。版刻常見斷版及漫漶之處，多有後人描潤。所描之字大多正確，但是也有不明宋刻避諱缺筆之字而誤描者，如“敦”字末筆原缺，後人描增一捺，等等。又有修補痕跡，如擠刻、補抄部分有朱筆、黃筆校定。

 東觀餘論（國圖藏本）周叔弢跋（勞健抄寫）後勞健附識

關(guān)於此書的遞藏，因爲(wèi)此本鈐“番陽章甫印”，據(jù)勞健所考，此章甫係南宋詩人，字冠之，自號易足居士，鄱陽人，徙居真州[7]。按，章甫生卒年不詳，約宋孝宗淳熙（1174－1189）前後在世。少從張孝祥學(xué)，與陸游、呂祖謙、韓元吉等交游。著有《自鳴集》六卷傳於世。目前所知，《東觀餘論》初刻於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再刻於嘉定三年（1210），章甫正活躍於此兩刻的時代。又，卷首有“華夏”、“真賞”二印，知明代藏於華夏真賞齋，與上海圖書館所藏莊夏本同出一家?！墩尜p齋賦》收錄豐坊（1492－1563）莊夏本題跋[8]，但未及宋刻殘本，大約看重莊夏本“紙墨獨精，卷帙甚備”，而宋刻殘本與之相較不免遜色，故不令入《真賞齋賦》歟？

東觀餘論（上圖藏本）華夏真賞齋跋“紙墨獨精，卷帙甚備”語

其後華夏或?qū)埍境鲎專骷尉甘迥辏?/span>1536）之前，黃櫰於范半醒家見此宋刻殘本，其題跋云：

右《東觀餘論》一書，博訪二十餘年，未獲善本，先於范半醒家借得不全宋刻本鈔半，終是怏怏。偶於烏溪王雨舟處或見全冊大宋字刻本，欣然借歸，凡再閲歲鈔畢。嘉靖丙申（十五年，1536）四月廿又六日黃櫰識。[9]

黃櫰所謂借於范半醒家的“不全宋刻本”，疑即此本；而於烏溪王雨舟處所見全冊大宋字本，或即莊夏本，蓋現(xiàn)存黃櫰抄本與莊夏本行格相同，書末又有莊夏跋[10]。所謂大宋字者，莊夏本每行二十字，宋刻殘本每行二十二字，較之宋刻殘本，莊夏本可稱爲(wèi)大字本[11]。再，鐵琴銅劍樓藏舊鈔本《東觀餘論》明顧飛卿題跋云：

《東觀餘論》，世無善本，往歲有書賈持宋刻一帙見示，余以殘缺不收，至今以爲(wèi)悔也。癸酉（萬曆元年，1573）十月，從景陽秦君所假鈔本，天寒晷短，手自謄錄，凡浹旬而畢。[12]

此宋本殘帙是否即華夏真賞齋舊藏，不得而知，然明代晚期宋本《東觀餘論》已難以蹤跡，卻是實情，即殘本亦爲(wèi)學(xué)人所貴。

又據(jù)此本卷端勞權(quán)（1818－1861）題跋，審定此書天頭校記爲(wèi)錢謙益（1582－1664）親筆。錢謙益《絳雲(yún)樓書目》“雜藝類”著錄此本，京都大學(xué)人文科學(xué)研究所藏抄本有清陳景雲(yún)（1670－1747）朱筆注記，云“三卷，黃伯思字長睿，邵武人，大觀戊子?！?/span>[13]陳氏無緣得見錢氏絳雲(yún)樓藏書，大約僅據(jù)通行本著錄，所謂三卷未必準(zhǔn)確。自錢氏絳雲(yún)樓散出後歸季振宜（1630－1674），見於《延令宋板書目》[14]。勞權(quán)謂“檢《延令宋板書目》所藏有二，其一不著卷數(shù)者即此本，但不注完缺耳”，大致可信。中間約兩百年不知藏於誰氏，後流入蘇州書肆，爲(wèi)勞權(quán)所得，咸豐七年（1857）撰爲(wèi)題跋，認定此本爲(wèi)南宋紹興建刻本。傅增湘云“此書壬子歲（1912）得之友人魯君純伯，純伯得之塘棲（今浙江餘杭塘棲鎮(zhèn)）某氏，蓋勞氏之戚也。卷中所鈐勞禯印，即顨卿（即勞權(quán)）之女，勞氏世藏已五十餘年矣”[15]。1911年之後傅氏致力於善本古籍收藏[16]，此書1914年初以前入藏傅增湘雙鑒樓，著錄於《雙鑒樓善本書目》[17]，題記見於《藏園群書題記》及《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18]，又見於《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廣爲(wèi)人知[19]。此後傅增湘又相繼購得明萬曆十二年（1584）項篤壽萬卷堂刊本、明末汲古閣刊《津逮秘書》本（翁方綱校本及勞權(quán)校宋本）及清盧文弨手校舊抄本[20]。傅增湘不靳於將此宋本《東觀餘論》與友朋共同賞析、校勘，故在北京學(xué)術(shù)圈中常有學(xué)者談到此書。沈曾植（1850－1922）於1914年於滬上得見傅增湘所藏宋刻殘本，有題跋云：

癸丑臘月，傅沅叔以所得宋本殘帙見示，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錢牧齋以墨筆校於眉間。勞季言跋云（以下抄勞跋，不錄）。書中宋諱闕筆至桓、構(gòu)而止，北宋諱闕，孝宗諱不闕。訛字頗多，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21]

繆荃孫（1844－1919）亦曾從傅增湘借此本?？弊约核嘏f鈔本，有題記云：

從傅沅叔紹興丁卯其子黃?刻本校過，世通行皆毛刻嘉定年樓攻媿刻本也，今照紹興本校改，似覺稍勝。[22]

所謂傅沅叔紹興本即此宋刻殘本。同爲(wèi)藏書家的周叔弢也常常於傅氏雙鑒樓中摩挲宋本《東觀餘論》等珍貴典籍。1933年或稍前，傅增湘先生將此宋刻殘本出讓。不久復(fù)見於日本書賈田中慶太郎《文求堂書目》中，爲(wèi)使孤本不淪於異域，周叔弢斥資購得，並以題跋記其事：

癸酉（1933）正月，獲見日本《文求堂書目》，著錄宋、元、明本凡百餘種，其中多沅丈舊藏，余嘗於雙鑒樓中得摩挲者，尤以北宋本《通典》、紹興本《東觀餘論》爲(wèi)最罕秘，蓋海內(nèi)孤本也?！锻ǖ洹匪鲀r一萬五千圓，余力不能贖，乃以日金一千圓購此書歸國，聊慰我抱殘守缺之心。獨念今者邊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當(dāng)國者且漠然視之而無動於中，余乃惜此故紙，不使淪於異域，書生之見亦淺矣。恐人將笑我癡絕而無以自解也。噫！二月十二日弢翁記。[23]

東觀餘論（國圖藏本）周叔弢跋（勞健抄寫）

1952年，周叔弢先生將此本在內(nèi)的宋元珍本捐獻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此國家圖書館宋刻殘本《東觀餘論》遞藏源流之大概也。

此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由勞權(quán)於咸豐七年定爲(wèi)紹興初刻本，其跋云：

前帙宋刊，曾經(jīng)以樓本勘校，係蒙叟手跡，審定為初刻之本，今無?跋，殆脫去之。?跋所云十卷者，蓋指《東觀文集》中卷第而言之，而兩卷者則攻媿校定本也。[24]

又，勞權(quán)所校宋刻殘本跋與之相近，略云：

余向得宋槧本作一卷，雖無?跋，要是紹興初刻之本，其分上下卷者，爲(wèi)攻媿所校定。[25]

東觀餘論（毛氏汲古閣本）

 勞權(quán)這個判斷，很可能是受《天祿琳瑯書目》的影響，其書卷九云“《東觀餘論》一函二冊，此書在宋嘉定間樓鑰刻之建安漕司”，是混紹興十七年黃?本與嘉定三年莊夏本爲(wèi)一。

所謂南宋高宗紹興十七年黃?建安漕司刻本，最早記錄見於莊夏本所附黃?刊刻題跋，參考此跋及相關(guān)序跋，我們可以列出黃伯思著作的刊行歷程：

1.北宋末，成書於大觀二年（1008）的《法帖刊誤》已經(jīng)抄本或刻本流行，其子黃?云“先君學(xué)士《法帖刊誤》盛行於世”^[26]。 

2.紹興初黃?寓居福州，刻其父黃伯思《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李綱爲(wèi)之作《校定杜工部集序》，署期爲(wèi)紹興六年（1136），其刊刻大約於是年或稍晚^[27]；

3.紹興中黃?任福建安撫司屬官，開刻黃伯思《校定楚詞》十卷，《翼騷》、《洛陽九詠》、《小楷黃庭內(nèi)景經(jīng)》、《摹勒索靖急就章》各一卷，葉夢得於紹興甲子（十四年，1144）得見福唐刻本《急就篇》，故其刊刻不晚於是年^[28]；

4.紹興十三年（1143），黃?命筆史抄錄黃伯思所錄米芾《跋秘閣法帖》，附於《法帖刊誤》之後[29]。這很可能是黃?爲(wèi)編纂《東觀餘論》所做的準(zhǔn)備。後至十七年（1147）黃?任福建路轉(zhuǎn)運司主管文字，將其父所撰《法帖刊誤》、秘閣古器説、論辨、題跋編輯爲(wèi)十卷，總名之爲(wèi)《東觀餘論》，與《校定師春書》同時刊刻於建安轉(zhuǎn)運使司[30]。

李綱所撰《黃伯思墓誌》云，黃伯思終年四十歲，可謂英年早逝，其時其兩子詔、?年紀(jì)尚幼，“不克銘於墓” ^[31]，更無力整理乃父的著作。黃氏著作最早傳世者極有可能是《法帖刊誤》，按黃伯思《法帖刊誤序》的署年爲(wèi)“大觀戊子”（二年，1108），大約結(jié)集於此時。大觀年間黃氏在洛陽任河南府戶曹參軍，王玠、許翰與之同官聯(lián)署，常常往復(fù)論學(xué)，《法帖刊誤》大概已在洛陽學(xué)人當(dāng)中傳佈^[32]；其後，大約政和（1111－1118）年間黃氏來到開封任九域圖志所編修官，與劉燾、董逌等學(xué)者互相切磋^[33]，逐漸聲名藉甚。然黃氏著作終其一生亦未及刊刻，他卒於政和八年（1118），宣和五年（1123）入葬，紹興九年（1139）即葬後十七年方得李綱作墓誌以表其徽猷；而《東觀餘論》的編纂要到紹興十七年才由其次子黃?完成，故《東觀餘論》最早版本即紹興十七年黃?福建刻本，爲(wèi)十卷本，所謂川本、三劉本等均晚於此本。另外，黃?刊刻此書雖然在其福建路轉(zhuǎn)運司主管文字任上，但是仍然屬於家刻本，是由家人編輯並籌集經(jīng)費刊刻的，並非福建路轉(zhuǎn)運司（或稱爲(wèi)“福建漕司”）刻本。紹興十七年黃?福建刻本雖爲(wèi)初刻，然錯訛較多，讀者病之，莊夏曾云“建本訛閡不可讀”[34]。

爲(wèi)了糾正舊本之誤，莊夏與樓鑰商議以樓氏家藏手校本爲(wèi)底本，刊刻新本，於是就有了嘉定三年刻本。編校過程中，樓鑰與莊夏曾有重要的編輯原則的改變，最初，莊夏刪去了三十一篇重複的黃氏題跋，故跋云“既又得蜀本參校，而刪其重出者”，樓鑰也同意莊夏的想法，但是此後樓鑰的想法又有了變化，他在《東觀餘論》書末第一跋中指出：

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若《跋師春書後》一篇，已有《校定師春書序》，又《跋干祿碑後》及《跋鍾虞二帖後》，皆是重出，當(dāng)刪。其餘二十八篇不若存之，以全其書。[35]

此跋係手書上板，極有可能是節(jié)錄樓鑰致莊夏的一封書札，附刻於書後。嘉定三年刻本保留二十八篇題目相同或相似的篇目，這是它與川本的最大不同。這個編輯思想的變化應(yīng)該在版成之前，因爲(wèi)從現(xiàn)存的嘉定三年本中已經(jīng)刻入了原計劃刪除的二十八篇，若版成再補，勢必會重新刻版不可。據(jù)書末所附莊夏跋文，此本係用樓鑰家藏手校善本爲(wèi)底本，參校川本和劉本及相關(guān)典籍，於浙江一帶刊刻新版，版成於嘉定三年。

然而我們今天所見上海圖書館藏莊夏刻本卻非嘉定三年版印本，而是經(jīng)過嘉定四年重修之本。此書莊夏第二跋云：

是書刊於〔嘉定〕庚午（三年，1210年）之秋，明年（嘉定四年）正月得公（指樓鑰）書，又校示一百五十五條，塗者一百二十一，注者三百一十七，乙者四，凡貼改四百四十二字，並以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附於?後云。

這表明在嘉定三年版成之後，樓鑰又補充了很多?？币庖?，且附錄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此外就需要在原有書版上作很多挖改，以更正樓鑰新近貼改的四百四十二字。莊夏在嘉定三年舊版上加以修補，將樓鑰嘉定四年的校改經(jīng)刻入此書。經(jīng)過修版的《東觀餘論》印本與嘉定三年印本相比，幾乎是渙然一新的書籍。修版的痕跡，我們今天仍然能從上海圖書館藏本中找到。

現(xiàn)存兩種宋刻的刊刻過程考證如上，然今所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究竟屬於哪一版本系統(tǒng)？我們當(dāng)以前面總結(jié)的紹興十七年黃?刻本和嘉定三年莊夏刻本的特徵予以衡量。

首先，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並非紹興十七年刻本。理由有如下兩點：其一，紹興本當(dāng)爲(wèi)十卷，兩者分卷不同。陸心源（1834－1894）云“紹興丁卯黃?刊本十卷，今不得見”，是承認黃?所云；而勞權(quán)則辯稱“?跋所云十卷者，蓋指《東觀文集》中卷第而言之”。筆者認爲(wèi)勞權(quán)的説法不能成立，《東觀文集》編成未刊，入南宋即已不傳，故不見於《郡齋讀書志》和《直齋書錄解題》，其卷次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且今《東觀餘論》所收各篇在《東觀文集》中的位置亦難有定論；且黃?題跋云“以先人所著《法帖刊誤》、秘閣古器説、論辨、題跋共十卷，總名之爲(wèi)《東觀餘論》”，言旨明確，難以另作解釋。宋刻殘本因書賈撤去部分總目（自“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摹本”條以下殘去，幾近一半目錄），且正文亦佚失一半以上，故暫時無法斷定究竟係二卷本還是不分卷本。十卷本與二卷本在編次有和差異，我們不得而知，從今存二卷本、不分卷本看來，篇目排列大致相同，只是川本、嘉定三年本刪去部分重複篇目而已。其二，紹興本刻於福州，而宋刻殘本刻工皆爲(wèi)浙人，且字體風(fēng)格亦屬浙刻，兩者恐非一本。莊夏刻本所存黃?刻書題跋與其他部分字體迥異，具有濃厚的顏體風(fēng)格，疑爲(wèi)模仿黃氏建安刻本舊樣，嘗鼎一臠，可知其味[36]。前引勞權(quán)的結(jié)論對於傅增湘曾有影響，故其早期《雙鑒樓善本書目》依照勞權(quán)的題跋將此本認作紹興建刻本[37]，而後來在《藏園群書題記》就有了重大的改變。他經(jīng)與今藏上海圖書館的嘉定三年刻本比較之後，指出“此本（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以雕工審之，當(dāng)是浙中授梓，而又非樓本，則宋時浙中此書即有兩刻矣”，從而定爲(wèi)浙刻本[38]。

其次，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亦與嘉定三年莊夏刻本不同，最重要差異即是樓鑰校記的有無。陸心源非常敏鋭地注意到今本《東觀餘論》中小注的差異，他説：“書中小注有伯思自注者，有攻媿（樓鑰）校注者，莊跋所謂注三百一十七是也。毛子晉跋以爲(wèi)出項篤壽者固謬，或以爲(wèi)皆伯思自注者，亦非也?！?/span>[39]莊夏本《東觀余論》各條多有雙行小注，這些注釋有的爲(wèi)黃伯思自注，有些爲(wèi)樓鑰校注。《東觀餘論》某些小注頗爲(wèi)清晰，一望便知是黃氏自注，如“跋《寶篋經(jīng)》後”題下注云：“乃王晉玉所畜書，凡五軸，求予跋尾?！?/span>[40]按，王晉玉即王玠，與黃伯思過從甚密，曾爲(wèi)其《法帖刊誤》作題識[41]；黃伯思曾爲(wèi)王玠所藏《寶篋經(jīng)》、《韋鶠馬圖》和《桓溫像》作跋[42]。而另外小注則很明顯是樓鑰、莊夏所作校注，如“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書慎律師碑後”末注云“既云從申有弟三人，又云季謂從申，不可曉”^[43]，這是對於此條敘述矛盾之處的質(zhì)疑；又如“跋黃庭經(jīng)後”引《真誥》之後小注云“以《真誥》?！?/span>[44]，這是校核原書的說明；再如“跋秘閣第三卷法帖後”有小注云“川本作‘府’”[45]，等等。從內(nèi)容和語氣上，我們大致可以分析出部分黃伯思子注和樓鑰校注的不同，但是沒有明確的證據(jù)我們?nèi)匀浑y以斷定。正是因爲(wèi)宋刻殘本全無樓鑰校注，故兩者相較的結(jié)果，黃氏自注和樓氏校注就能分得一清二楚了。宋刻殘本天頭欄外錢謙益墨筆所書，除極少數(shù)提示內(nèi)文重要語彙之外，基本上都是對勘莊夏本所得的異同。

以宋刻殘本與莊夏本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宋刻殘本並無關(guān)於版本校勘和引書?？狈矫娴淖⑨?，皆爲(wèi)黃伯思自注。例如莊刻本《跋十七帖後》校注用張彥遠《法書要錄》校，《跋黃庭經(jīng)後》用陶弘景《真誥》校，皆爲(wèi)引書校勘，宋刻殘本無此注；又如《法帖刊誤》第三晉宋人書云：“王著敘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自太原王耳，非瑯耶族也。非通古甚那至爾?！痹⒃疲骸胺峭ü派跄侵翣枺ū救ゴ似咦?。意非字下有不字。”此系版本?？?，末句更屬理教，宋刻殘本亦無此注。再如《法帖刊誤》第七王會稽書中，校注以劉次莊《法帖釋文》?？?，屬於莊夏題跋所云“質(zhì)於它書而兩存之”之例，宋刻殘本亦無此注。又莊刻本《跋黃庭經(jīng)後》條“字勢放歐率更”，“字勢”二字之間有一字的空格，當(dāng)是樓鑰刪去此字，故剜去；《銅戈辨》條有長達五字的墨丁，宋刻殘本作“名爲(wèi)干將亦得”六字，當(dāng)是樓鑰認爲(wèi)此六字當(dāng)刪，故修版時改爲(wèi)墨丁。此皆爲(wèi)莊刻本修補嘉定三年舊版的痕跡，而皆不見於宋刻殘本。

《法帖刊誤》第九王大令書上《靜息帖》條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其後云“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礜石滿塋。”樓鑰附注作大字，並低兩格，云：

《異苑》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礜石，而石生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fā)看，果得大墓，內(nèi)有礜石滿塋。 此段《本草》誤列在礜石部（以上六字莊本刻作雙行小字），此云劉表登障山，當(dāng)別有出。[46]

此條初見不免令人生疑：若是黃氏自注，不應(yīng)有“此云劉表登障山，當(dāng)別有出”的商榷語氣，若是樓鑰校注，又不應(yīng)作大字。然樓鑰題跋云：“王大令《靜息帖》礜石事，《異苑》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yún)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知何據(jù)。（385頁）”由此可知《異苑》條附注不是黃伯思原文，確是樓鑰校注[47]。洪邁（1123－1202）不及見莊夏刻本，故其《容齋隨筆》稱引黃伯思《東觀餘論》“靜息帖”條並未引用《異苑》“礬石”條，而文字與宋刻殘本全同。筆者推測，大約是此注文字頗多，且注中有注，刻作小字不便閱讀，故低二格刻作大字。總之，若無莊夏刻本，我們不能獲得樓鑰?？敝晒欢魺o宋刻殘本，我們則不能得知黃伯思自注和樓鑰校注的分別。故兩本合之並美，分之兩傷。

據(jù)以上考證不難得出結(jié)論，此宋刻殘本刻於浙江一帶，刊刻時間應(yīng)在紹興丁卯（十七年，1147）之後，開禧丁卯（三年，1207）莊夏與樓鑰籌畫刊刻新本之前。此本改變了黃?刻本十卷的卷次，編爲(wèi)三卷，又不見用川本和三劉本?？?，疑是最早的二卷本或不分卷本。

至此，我們可以梳理一下《東觀餘論》宋代刻印的概況，此書最早的刻本是紹興十七年（1147）黃?福建刻本，此後是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刻於1147－1207之間），其後又有川本和三劉本（刊刻年代不詳），然後是嘉定三年（1210）刻本及四年修補本。此外，根據(jù)國家圖書館藏兩種明影宋抄本推測，在嘉定三年本系統(tǒng)上，還有增添篇目的再刻本。又《景定（1260－1264）建康志·書板門》記載有一浙刻本，共二百一十板，陸心源推測爲(wèi)嘉定三年本，但是今存諸宋本及影宋抄本葉數(shù)不合，所以可能是另外的刻本。

又，莊夏刊本中特別重視字體的正定。因此書往往談及古器、碑版、法帖、典籍中文字的正俗、訛誤問題，故《宋史藝文志》將此書置於經(jīng)部小學(xué)類，亦非不倫。正是因爲(wèi)《東觀餘論》這個特徵，樓鑰卷末跋語強調(diào)云：

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yún)林（即黃伯思）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wèi)“隠”，最之爲(wèi)“冣”之類尚衆(zhòng)，此既爲(wèi)小學(xué)而作，亦略爲(wèi)正其點畫。[48]

取莊夏本與宋刻殘本相校，我們發(fā)現(xiàn)樓鑰確實是正了不少訛俗之字，例如宋刻殘本之“法”，莊夏本皆正作“灋”，“羙”正作“美”，“放”正作“倣”，等等。

黃伯思之子黃?編?！稏|觀餘論》微有訛誤，其中最爲(wèi)明顯者是“跋《真誥》書秦漢間事後”條。莊夏刻本此條標(biāo)題之後有小字樓鑰校語云“此跋三十五字，乃《真誥》全文”，意謂此跋非黃伯思所作，而係全引《真誥》原文，故加校語以別之。《東觀余論》全是輯錄黃伯思論說題跋，唯此條與全書體例不合。筆者推測，此係黃?將黃伯思父手錄《真誥》文字誤作乃父題跋。黃伯思曾多次抄錄陶弘景《真誥》（崇寧年間、大觀戊子八月十九日），並於其後題跋，今見於《東觀余論》者有“跋崇寧所書《真誥》冊後”、“跋所書《真誥》數(shù)紙後”、“跋《真誥》‘衆(zhòng)靈教戒’條後”諸跋，而“跋《真誥》書秦漢間事後”則是陶弘景原跋，想是黃伯思抄錄時較之正文低一二字抄寫，與黃氏自跋格式無異，而黃?輯錄時遂不加分別，又未取原本《真誥》校勘，故誤以陶跋爲(wèi)黃跋。這是黃?疏誤之處，樓鑰雖知其誤，卻不知何以之誤，故不可不表出之。

原載2013年《版本目錄學(xué)研究》第四輯，237—248頁。

[1]黃伯思與其友討論《太玄》的部份文字保存於許翰所注《玄解》中，今傳，然不能視作黃氏著作?！缎狻芬娎罹V《黃伯思墓誌》（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中華書局，369頁），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73－274頁）及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五子部數(shù)術(shù)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79頁）著錄。明人所編《欣賞編》收錄黃伯思《燕幾圖》（《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叢刊》第78冊，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65－80頁），序署“紹熙甲寅歲（五年，1194）十二月丙午日雲(yún)林居士黃長睿伯思”，按，黃伯思卒於北宋政和三年（1118），焉能南宋紹熙年間編書？疑爲(wèi)明人王仲遠、朱存理等偽託之作，不可盡信。此外，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一著錄黃伯思書《黃庭內(nèi)景經(jīng)》墨蹟，然未經(jīng)目驗，不敢定其真贗。

[2]此書有上海圖書館陳先行先生所作《影印宋本東觀餘論説明》，著錄辨析綦詳，有益讀者。此説明又見《瑯函鴻寶——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91頁?！豆乓輩矔帯肪Q裝本《宋本東觀餘論》豐坊題跋部分墨色黯淡，平裝本則開本太小，皆不及《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清晰。

[3]陳先行《古籍善本——打開金匱石室之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91頁。

[4]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1437頁，索書號善本8245。

[5]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401頁。按，經(jīng)筆者目驗原書，傅先生所云刻工“花耳”，當(dāng)作“從耳”或者“聳”字；“葉遷”未見，或是“葉雪”而誤認作“葉遷”；“奴”未見；多“陳丠”一人，丠即丘之俗寫。

[6]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wù)印書館，1935年，5頁。

[7]勞健《東觀餘論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宋刻殘本卷首。

[8]豐坊《真賞齋賦》，繆荃孫《藕香零拾》本，中華書局，1999年，624－625頁。

[9]黃櫰，字懋甫，生平不詳。臺北故宮博物院《明人便面集錦冊》有《明無款梨花白燕》扇面一幅，有黃櫰、文彭、文嘉等人題詩，文伯仁有《贈黃懋甫關(guān)山行旅圖》（上海鴻海商品拍賣有限公司2009年“古調(diào)今韻”中國傳統(tǒng)書畫專場拍品，圖上題記云：黃君懋甫來金陵，館於何元朗（即何良?。┖擦种?，道舊論文，留連旬日，余亦與焉。間徵拙惡，意頗篤切，不知何所取也，因爲(wèi)作此貽之，未知果以爲(wèi)何如也。嘉靖戊午年（1558）十月十日五峰山人文伯仁紀(jì)。），可見黃櫰與文徵明子（文彭、文嘉）侄（文伯仁）及何良俊等頗有過從。范半醒，明代書畫收藏家，與文徵明友善，見文嘉《鈐山堂書畫記》（《叢書集成初編》本， 7頁）。明董穀《碧里雜存》云：“王雨舟，名濟，烏鎮(zhèn)人市人也。官橫州別家，詞翰俱佳。無子，性坦夷有大度，窮極聲色，富樂終身，與余先君交善?！保ā秴矔沙蹙帯繁荆?/span> 98－99頁。）

[10]其時尚無項篤壽萬卷堂翻刻宋本，故非項氏本可知。

[11]此係趙前老師賜教，特誌謝忱。

[12]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71頁。又瞿鏞《鐵青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六子部雜家類《東觀餘論》條云：“此本爲(wèi)萬曆間（1573－1620）酉陽山人顧飛卿氏校定。”（412頁）

[13]京都大學(xué)人文科學(xué)研究所藏抄本，其中“大觀戊子”係指黃伯思《法帖刊誤序》的署年，因《法帖刊誤》爲(wèi)全書之首，故陳景雲(yún)誤認作《東觀餘論》的成書年代。

[14]季振宜《季滄葦書目》，《叢書集成初編》本，5，13頁。此書著錄《東觀餘論》一處作“二本”（5頁），一處作“上下二卷，四本”（13頁），勞權(quán)云無卷數(shù)者即此本。

[15]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402頁

[16]傅增湘《雙鑒樓善本書目序》云：“第四十歲以前，多緣求學(xué)所資，而吾家未有者爲(wèi)急，以云善本，殆未遑也。逮辛亥（1911）解組，旅居滬瀆，得交沈寐叟、楊鄰蘇、繆藝風(fēng)諸先輩，飫聞緒論，始知版本讎校之相資，而舊刻名鈔之足貴。遂乃刻意搜羅，思有以紹承先緒。”（臺北，廣文書局，1969年，1頁），又《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wù)印書館，1983年）所收討論善本古籍的書札均在1911年之後。

[17]傅增湘《雙鑒樓善本書目序》，111頁。

[18]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401－403頁；《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中華書局，1983年，734－735頁。

[19]葉德輝《書林清話》云：“建安漕司本：紹興癸酉（二十三年）黃?刻其父伯思《東觀餘論》不分卷（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見傅沅叔增湘藏書?！保ㄖ腥A書局，1959年，62頁）葉氏將此宋刻殘本認作紹興黃?刻本，且作爲(wèi)宋代建安漕司的典型，皆誤。其注云“見傅沅叔增湘藏書”，故知葉氏曾目驗此本。

[20]傅增湘《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735－739頁；又見傅增湘《雙鑒樓善本書目》，112頁

[21]沈曾植《海日樓題跋》，錢仲聯(lián)輯《海日樓札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20頁。

[22]繆荃孫《藝風(fēng)藏書再續(xù)記》，《藝風(fēng)藏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15頁。

[23]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書端（勞健書），錄文見李國慶編著、周景良審定《弢翁藏書年譜》（黃山書社，2000年，74－75頁），惜誤作借，據(jù)原跋墨蹟校正。

[24]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書端，又見於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401頁）及《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735頁）。

[25]國家圖書館藏明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勞權(quán)校宋本，又見於傅增湘《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736頁。

[26]黃?《米芾跋秘閣法帖題識》，《宋本東觀餘論》，99頁。

[27]黃?跋，《宋本東觀餘論》，377－378頁；李綱《校定杜工部集序》，同書354－358頁。

[28]黃?跋，《宋本東觀餘論》，377－378頁；葉夢得《觀文節(jié)使葉公題跋章草急就篇》，同書358－359頁。

[29]米芾《跋秘閣法帖》黃?識語，《宋本東觀餘論》，99－100頁。

[30]黃?跋，《宋本東觀餘論》，377－378頁。

[31]李綱《黃公墓誌銘》，《宋本東觀餘論》，372頁。

[32]王玠《法帖刊誤題跋》，《宋本東觀餘論》，89頁；許翰《法帖刊誤題跋》，同書90頁；李綱《黃公墓誌銘》，同書369頁。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徐小蠻、顧美華點?！吨饼S書錄解題》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08頁）、《宋史藝文志》（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57年，33頁）均單獨著錄《法帖刊誤》，《直齋書錄解題》亦將米芾《跋秘閣法帖》單獨著錄（408頁）。今傳本，如《百川學(xué)?！繁荆誀?wèi)截取《東觀餘論》而單行者，非復(fù)宋代單行之本。國家圖書館藏宋本殘本《東觀餘論》中之《法帖刊誤》另起頁碼，值得注意。

[33]樓鑰題跋，《宋本東觀餘論》，382頁。

[34]莊夏跋，見上海圖書館藏袁廷檮五硯樓抄本《東觀餘論》，錄文附見於《影印〈宋本東觀餘論〉説明》（《宋本東觀餘論》，5頁），國家圖書館藏明影宋抄本（索書號13332）亦有此跋，惟壞字頗多，疑底本如此?！稏|觀餘論》嘉定三年經(jīng)莊夏據(jù)樓鑰手校善本再刻之後，樓氏仍然校出一百五十五條錯訛或疑問，貼改四百四十二字，由此看來所據(jù)底本訛誤確實不少。

[35]《宋本東觀餘論》，379頁。

[36]由莊夏刻本保存手書上板的莊氏、樓氏題跋看來，此本雕工長於摹勒，故仿刻黃氏舊樣亦屬可能。

[37]傅增湘《雙鑒樓善本書目》，111頁。

[38]傅增湘游日之後，多從刻工入手考證古書版本，似是受當(dāng)時日本書志學(xué)家影響。此係王天然提示，特誌謝忱。

[39]陸心源《儀顧堂續(xù)跋》卷十《明仿宋槧東觀餘論跋》，《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658頁。

[40]《宋本東觀餘論》，239頁。

[41]《宋本東觀餘論》，89頁。時在政和四年（1114）。

[42]《宋本東觀餘論》，239，273－274，278頁。

[43]《宋本東觀餘論》，283頁。

[44]《宋本東觀餘論》，256頁。

[45]《宋本東觀餘論》，233頁。

[46]《宋本東觀餘論》，77－78頁。

[47]沈曾植最早發(fā)現(xiàn)此係樓注，見《海日樓題跋》，錢仲聯(lián)輯《海日樓札叢》，20頁。

[48]《宋本東觀餘論》，3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