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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文彬先生關(guān)于《紅樓夢詩詞選》的報告(二)

       pengxq書齋 2017-05-25

      胡文彬先生關(guān)于《紅樓夢詩詞選》的報告(二)


      胡文彬先生關(guān)于
      試魁抄《紅樓夢詩詞選》的報告
      (第二部分)

       

      四、補抄的《紅樓夢》后40回詩詞

       

      試魁所選抄的《紅樓夢》詩詞曲文最后一篇是第76回凹晶館“聯(lián)詩”,題目是“大觀園中秋夜十三元韻”,并小字注明“六十八句”。但抄至妙玉“續(xù)詩”末四句時,只到“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誰言”而止。下面接抄“徹旦體云倦,烹茶更細論”二句及后面詩文完全是另一種筆墨:前面所抄文字可見抄者的書法圓熟,行書流暢,墨跡偏濃。而接抄部分字跡拙硬,墨跡淡淺,如同鋼筆學(xué)書。


      所抄的內(nèi)容有:第37回探春寫給寶玉的“小啟”全文;第87回寶釵寫給黛玉的“書子”全文;第87回黛玉撫琴所吟唱的四首“悲往事”曲;第87回惜春口占偈語“大造本無方”四句;第89回寶玉祭晴雯詞;第89回形容黛玉詩對:“亭玉樹臨風立,冉冉香蓮帶露開”;第99回周瓊給賈政信;第116回寶玉夢中所見“真如福地”的匾額和對聯(lián);第118回寶玉所吟“內(nèi)典語中無佛性”二句;第120回“千古艱難惟一死”二句、“天外書傳天外事”二句、“說到辛酸處”四句;最后是“我所居兮”“歸彼大荒”一詩。


      令人驚疑的是,從“千古艱難惟一死”二句起到“歸彼大荒”四首詩和詩對,又與前80回詩文抄錄書法風格又完全一致,只是墨色略淺淡。接下所抄“續(xù)紅樓夢酒令”則是工整的小楷,墨色亦較深。


      應(yīng)該指出,所抄后40回詩文與程甲本對照,異文極少。第87回所抄的寶釵“書子”中有三處異文,“未嘗不嘆冷節(jié)遺芳”句的“冷”字,抄本作“吟”;“悲時序之遞嬗兮”句的“遞”字,抄本作“遽”;“靜言思之兮惻肺肝”句的“惻”字,抄本作“測”。這些異文,我認為均是“形近而訛”。又如第99回周瓊給賈政信中有兩處異文,程甲本作“寸幅”,抄本作“寸?!?,亦屬“形近而訛”例,而非真正的“異文”。


      從上面所列例文,結(jié)合抄錄筆跡,我有兩點印象頗深,在此提出來供讀者思考。


      (1)后40回詩文非與前80回同時一氣抄錄,字體和墨跡有明顯區(qū)別,補抄部分與前80回是否一人雖不敢遽斷,但我比較傾向于另一抄手所抄,而最后幾首詩又由原抄者補抄完。


      (2)后40回詩“底本”是程甲本。以夢稿本對照檢查,出現(xiàn)多處異文。與程甲本對照則全同,由此可證抄者非據(jù)夢稿、甲辰等本所抄。大家都知道,程甲本印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乙本印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抄錄者不論在京城還是在江南,都可購到或借到程本,從而據(jù)以補錄后40回詩文是極為自然之事。

       


      五、讀抄本《紅樓夢詩詞選》感言


      從一部看似極普通的抄本《紅樓夢詩詞選》,發(fā)現(xiàn)一部鮮為人知的清代抄本《紅樓夢》的流傳過程,令人意想不到。其實,這種意想不到既有偶然性,但內(nèi)中也蘊含了它的必然性,這就是大千世界的奇妙之處——“緣”。有了“緣”可以千里來相會;無“緣”近在咫尺不相識?!熬墶敝豢捎?,而不可求!


      抄本具有流動性、互遞性、長久性,它在流傳中是一種“載體”。對于這種“載體”的特殊功能,今人還有一個認識過程,理解和體驗的過程。我們之所以重視抄本,并非出于一己的某種嗜好,重要的是它承載了歷史文化和學(xué)術(shù)信息。試魁的《紅樓夢詩詞選》得益于抄本的流動性和互遞性,這是他的“緣份”。我們今天讀到了試魁的抄本也是得益于它的流動性、互遞性、長久性,從而由這部抄本的文字中發(fā)現(xiàn)了一部不同于程甲乙本又有異于其它已發(fā)現(xiàn)的十余種早期脂評抄本和近人抄本《紅樓夢》。這部抄本所帶給我們的版本信息和研究價值,至少證明了脂評抄本《紅樓夢》的存在年代和流傳的范圍!


      試魁抄錄《紅樓夢》詩文時非常用心,在抄錄176首詩文中很少見到有點改和旁添文字?!盾饺嘏畠赫C》文字長,生僻字較多。他認真、細心地抄錄,令我感動不已。就此一端,我們就應(yīng)該感謝這位抄寫人,向他表示由衷的崇敬之意!


      早期抄本《紅樓夢》存在的事實并非由近人發(fā)現(xiàn)的十余種抄本才為學(xué)人所重視。除了舒元煒、戚蓼生、夢覺主人的序文之外,清人詩文筆記中的無數(shù)記載,同樣是可信的證據(jù)。這其中包括永忠、明義、周春、張汝執(zhí)等人寫下的文字。這些人生存年代有前有后,所居地域有南有北,而社會地位更是相去懸殊,為什么他們的記載如此的一致?難道他們都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并且聯(lián)起手愚弄20世紀的胡適和他的“弟子”們?這種認識恐怕有違一般的常識常理,以至于讓頭腦正常的人有點“匪夷所思”!


      至于說到“脂批”內(nèi)容的優(yōu)劣,是否可以引用,我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謂才力各有分限,尺寸不可強求。二是不能“輿論一致”。每一個讀者、研究者知識素養(yǎng)有高低之分,興趣偏好不同,感覺和認識事物的能力也不可能“齊步走”。但是,他們都有權(quán)利、有自由來選擇自己所認同、所喜歡的東西。古語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F(xiàn)如今,找不到一份“紅頭文件”上寫著:凡研究《紅樓夢》者必須承認“脂評”、必須“引用”脂評。也沒有什么人撰文著書說“只準許說脂評好,而不能說低劣”。事實上,從打脂評本發(fā)現(xiàn)之后,說好者有之,說劣者也有之,大家平等。這如同每個人寫文章要引用某個人的文字一樣——“隨你的便”。因為這是學(xué)術(shù),學(xué)術(shù)是自由的、平等的,誰也不能強迫他人接受或者放棄!


      所謂“脂評”抄本,一是指《紅樓夢》早期流傳的載體形式是手抄的,而不是活字擺印本;二是這些抄本都附有數(shù)量不同的“批語”,其中署名最多者叫“脂硯齋”,因而習(xí)慣上統(tǒng)稱為“脂評”。這些抄本的抄錄年代和批語作者的生存年代和批語的內(nèi)容優(yōu)劣,情形很復(fù)雜。每一個本子都需要進行認真的、負責任的鑒別,對其中的每一個疑點都要深入研究。懷疑并不等于結(jié)論,考察過程也不是結(jié)論。懷疑是對個人學(xué)養(yǎng)的考驗,也是個人的權(quán)利。但結(jié)論則是關(guān)系到一個抄本的“生死存亡”,這是極嚴肅的大事,不能人為地制造“冤假錯案”。對人要如此,對一個本子也必須如此


      應(yīng)該指出的是,現(xiàn)今發(fā)現(xiàn)的早期脂評抄本絕大多數(shù)都可能是“過錄本”,而不是曹雪芹的“原稿本”或是他親自譽錄的“清抄本”。有的本子甚至是“過錄本”的“過錄本”,時間已可能是在清嘉道以后過錄的。但是,它的“底本”并非是無根無據(jù)、憑空編造出來的。由于抄本是在流動中、互遞中產(chǎn)生的,所以出現(xiàn)“脂評”的“合并”、“脫漏”、“移位”、錯白字等等現(xiàn)象,就需要研究者細心、認真的分析,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了事。例如,抄本上有些批語明顯為嘉道以后或閱者或抄者后加上去的,需要細心辨識。陳慶浩先生在他的《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芬粫芯蛯ⅰ昂笕恕钡脑u語厘剔出來作為“附錄”,這是真正作學(xué)問的態(tài)度和眼光。


      早期抄本上批語的作者,首先是這部小說的讀者。他們利用傳統(tǒng)的“評點”形式發(fā)表自己的讀后感,盡管是即興的、零碎的,但他們有權(quán)這樣作。今人不是也在運用這種“評點”形式嗎?作為讀者,他們同我們在地位上人格上完全是平等的。我們不能由自己的好惡來剝奪古人的權(quán)利和自由。


      由于在抄本上寫“評語”的人非止一二人,所以出現(xiàn)批語之間相互矛盾,毫不足怪。如果幾個人在批語行文風格、藝術(shù)見解完全一致,那倒可能是不真實的。


      有人責問道:批者怎么知道那么多擬書“底里”,作者怎么可能讓他人在自己書上寫下那么多評語……其實這位先生忘記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風氣,不能用今日作家(不一定是全部)的創(chuàng)作生活實況、心態(tài)去套古人的心態(tài)和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踐。


      遠的例子不說,曹雪芹祖父曹寅創(chuàng)作《北紅拂記》時就邀請了一群朋友相互切磋琢磨,邊討論邊修改自己的作品。他還將自己的抄本分贈給友人批評。他的朋友朱彝尊、尤侗、毛際可等十來位不僅在抄本前后寫了評論文字,而且還在本子中寫了65條批語。難道這部戲(《北紅拂記》)和這個抄本,也是他人“偽造”出來的?平心而論,古代作家對著作權(quán)的觀念實在沒有今人那么強烈,也沒有“著作法”的約束??追蜃右簧笆龆蛔鳌?,他的學(xué)問被他的學(xué)生記下來到處傳揚,他仍然非常偉大,至今還被中國人所尊崇。其實,如今我們所看到的古代小說、戲曲本子上有的是“佚名”,有的是署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諸如“逍遙子”、“西周生”、“蘭陵笑笑生”等等,不勝枚舉。時代不同,風氣不同,人們即使考證不出真名實姓也不能說是“偽造”出來的。至于這些小說、戲曲本子加了批注,有的署了名字,多數(shù)署的是字號或別號,也很難考證出個結(jié)果來。《紅樓夢》早期抄本上的批者署名也都是字號之類,并非是首創(chuàng)。我們大可不必為此制造新的“文字獄”,動不動就給加個“偽造”的罪名。考證,考證,要考而有證。古人考證是孤證不足信,說明前人作學(xué)問的認真和慎重,我們實在應(yīng)該學(xué)習(xí)。所謂學(xué)問,不僅要學(xué)還要問,問書本,問賢人,就是調(diào)查研究。調(diào)查愈深入,研究的根基就愈牢實。做學(xué)問不能急功近利,為了擴大自己的“能見度”,就把自己的某種懷疑當作結(jié)論。特別是對待古人留下的文獻要慎之又慎,萬不可因為他們是“作古”之人,就可以隨便羅織罪名。前人批評某些學(xué)人“凌虐古人,欺騙今人”,我們今人實在應(yīng)該記住這些教訓(xùn)!

       

      紅學(xué)充滿了誘惑,也充滿了困惑。新世紀更加需要大家腳踏實地的去作些力所能及的建設(shè)。否定一切,把20世紀百年紅學(xué)描繪得一團漆黑,只剩下了“他”自己,這并不是真正紅學(xué)史家的眼光!

       

                                          2005年1月3日

       

       

      注釋:

       

      ① 明清期間,特別是清乾隆年間,京城和江南出版業(yè)出現(xiàn)了繁榮景象。但是當時許多文人寫出的詩文集、小說、戲曲。仍然有許多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傳。乾隆三十三年(1768)永忠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并寫下吊曹雪芹三首詩,其所“觀”《紅樓夢》就是抄本,而他收入此詩的《延芬室集》也是抄本。其后有潞村張汝執(zhí)憶及乾隆五十四年(1789)所見的《紅樓夢》也是抄本,其序?qū)懺谟”旧?見北京圖書館藏程甲本)。同年還有舒元煒在一部抄本上寫了“序”。這些事實都說明《紅樓夢》抄本不僅存在,而且在讀者中流傳。關(guān)于這一點,程偉元、高鶚的“序”和《引言》中說得更具體明白。此類記載多多,可參見一粟《紅樓夢書錄》版本部分。

       

      ② 北京師范大學(xué)圖書館善本部所藏抄本《石頭記》,也有類似的記錄。參見曹立波《我看到北師大脂評本的經(jīng)過》,載《紅樓夢學(xué)刊》2001年第2輯,第46—47頁。

       

      ③ 參見龍光甸《臨文便覽》下冊及王彥坤編著《歷代避諱字匯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32—333頁。又《中文大辭典》第10冊第115頁收入“?”字。注文云:“寧之俗字”?!掇o海》作同解。

       

      ④ “續(xù)紅樓夢酒令”,見秦雪塢(子忱)撰《續(xù)紅樓夢》,嘉慶三年戊午年(1798)抱甕軒刊本第9回。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的《續(xù)紅樓夢》是已未年(1859)刊本??蓞⒁姳贝蟊?,第一版第113頁。

       

      ⑤ 按古代文人的書寫習(xí)慣。常在自己的名或字前面冠上鄉(xiāng)里籍貫,如曹寅的《楝亭集》內(nèi)署“千山曹寅子清撰”,千山是他的祖籍,子清是他的字。曹寅撰《北紅拂記》有尤侗等人的序跋,尤侗署“西堂老人尤侗”“西堂老人”是其號,毛際可署“遂安毛際可”,“遂安”則是他的家鄉(xiāng)地名。但我初閱《紅樓夢詩詞選》時。突然想到“千山試魁”會不會是日本人呢?因為在我的記憶中日本人的人名中有千田九一、千葉治平、千田喜一等,所以也曾懷疑“千山試魁”為日本人。經(jīng)過多種工具書的查尋之后。均無“千山”之姓或名。因此,我仍然傾向這位試魁極可能是一位旗籍人的名字。

       

      ⑥ 莎彝尊輯:《紅樓夢摘華》是《紅樓夢》最早的節(jié)選本之一,書內(nèi)選文16段,標題為“劉姥姥設(shè)法謀生活”(共五段)、“鬧學(xué)堂秦香又生端”……“學(xué)做詩期月當就成”。選文后附抄“好了歌”、“諷寶玉西江月詞”、“薛寶釵、林黛玉詞”、“錦香院妓女云兒唱曲子”、“寶玉唱曲子”、“馮紫英唱的曲子”、“魯智深(寄生草)”。參見一粟《紅樓夢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173頁。

       

      ⑦ 載《蒙古王府本石頭記》(以下簡稱“蒙府本”)第6回回前,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影印第一冊第211頁。戚序本、夢稿本亦有此詩,己卯本為夾條錄出,“題日”作“六回題云”。

       

      ⑧ 同上,第7回回前,影印甲戌本亦有此詩。

       

      ⑨ 同上,回末。庚辰本亦有此詩。

       

      ⑩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本文簡稱“庚辰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5年10月影印本,第194頁。

       

      同上,回末,第479頁。蒙府本、戚序本亦有此詩。

       

      例如第1回寫的石后偈第四句“倩誰記去作奇?zhèn)鳌?,程甲本同于其它早期抄本,而試魁抄本則作“猜誰記去作奇?zhèn)鳌?,倩、猜二字當是形近而異。同回賈雨村對月詠懷五言律中有“悶來時斂額”句,試魁抄本將“悶”作“閑”;“先上玉人樓”句,程甲本將“樓”作“頭”,試魁抄本同諸抄本,作“樓”。類似異文在《芙蓉女兒誄》一文中多得難以細列。

       

      見影印庚辰本第一冊第28頁,影印蒙府本第一冊第43~45頁。

       

      見影印庚辰本第一冊,第455——456頁。

       

      見影印蒙府本第一冊第33頁。

       

      見《古本小說叢刊》,中華書局1987年6月出版。

       

      中華書局1986年4月影印《石頭記》(簡稱“列藏本”)第五冊,第2775頁。


      例如庚辰、戚序、列藏、甲辰諸本皆作“昭日月”,獨夢稿本作“照日月”。見影印《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1頁。周汝昌先生對“昭日月”還是“照日月”的問題非常重視,曾發(fā)表意見說:“聯(lián)文‘昭日月’……只要懂一點平仄格律的就會取‘昭’,而指‘照’為誤,蓋那個字該用平聲,‘照’是去聲屬仄。這似乎并不難決??墒牵瑔栴}在于:如原本作‘昭’,抄手絕不會自找麻煩,愿意多寫上幾筆,無此情理?!粫r不敢太自信,故仍循常規(guī),取了‘昭’字的平聲字?!陛d《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學(xué)報》,2003年第3期,第3—4頁。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周先生是主張應(yīng)用“照”而非“昭”,因為“不敢太自信”才“仍循常規(guī)”的。我認為這些用“昭”字的抄本底本應(yīng)該是“照日月”而非“昭日月”。棄“照”改“昭”有兩種可能:一是某公頗懂平仄,以為作者疏忽而寫成了“照”。故更正為“昭”字。這使我想起元白先生在《讀紅樓夢札記》(見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1963年第3期一文中說過的話:程本《紅樓夢》第13回改“賈門秦氏恭人”為“賈門秦氏宜人”,封號與“五品”官階一致了,但卻忽視了作者故作錯位的用心(大意,未核原文)。我移來說明改“照”為“昭”,在平仄上是對了,但此處卻用錯了字義。二是抄錄者也有可能偷懶。將十三筆的“照”字減了四筆而寫成了九筆的“昭”字。當然,我也“不敢太自信”,只是聊陳管見而已。


      參見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增訂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8月版,第700—769頁。


      參見胡文彬撰:《曹寅撰<北紅拂記>抄本的幾個問題——新發(fā)現(xiàn)抄本<北紅拂記>考察報告之二》,載《紅樓夢學(xué)刊》2005年第2輯,第19—36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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