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寫在了日本捐贈給中國武漢的物資上，一時間戳中了很多中國人的淚點，包括我在內(nèi)。

我們感動于這句話，一是因為它出自中國古老的《詩經(jīng)》，此刻被日本引用；二是因為它本身是一首激昂慷慨的戰(zhàn)歌，表現(xiàn)了秦國軍民同仇敵愾的高昂士氣；三是因為，當(dāng)我們把眼下中國的情勢代入這句詩，那日本引用它想表達的就是：'誰說你沒有口罩和防護服，我的就是你的！'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心思，在此時此刻，找到了這樣一句既古老、又優(yōu)雅、還特別貼切的語言。

有人說這是作秀，我倒不覺得，因為中國的《詩經(jīng)》一直深印在日本的文學(xué)文化里。對《詩經(jīng)》的使用，他們一直頻繁而自然。

《詩經(jīng)》在日本的流傳和廣泛應(yīng)用

《詩經(jīng)》最早是什么時候傳入日本的，已無從考證。但是在五世紀(jì)中葉，也就是中國南北朝的南朝時期，日本雄略天皇曾向中國的劉宋皇帝進表，請求中國皇帝支援他征討高句麗國。在表文的開頭，雄略天皇這樣寫道：'封國偏遠，作番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宋書·蠻夷傳·倭國》）

其中這句'不遑寧處'，應(yīng)該就出自《詩經(jīng)》里的《小雅·采薇》，原句是：'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gǔ]，不遑啟處。'

《小雅·采薇》表現(xiàn)的是從軍將士的艱辛生活和思?xì)w情懷，'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就是說王室差事沒完沒了，沒有能休息的地方。

雄略天皇改動其中一字，將'不遑啟處'化用為'不遑寧處'，表達自己心系國事、不能好好休息、內(nèi)心也無法安寧?？梢哉f引用得非常巧妙。

舉這個例子就是想說，至少在中國南北朝之前，《詩經(jīng)》就已經(jīng)傳入日本，日本皇室就已經(jīng)開始解讀《詩經(jīng)》了。

日本皇室沒有把《詩經(jīng)》看成單純的文學(xué)作品，而是把它作為學(xué)習(xí)儒家思想的教材，從《詩經(jīng)》中學(xué)習(xí)'德治''仁政'的理念。公元七世紀(jì)初，日本圣德太子制定《憲法十七條》，第十二條中的'國非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就與《詩經(jīng)·小雅》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語意相同，可見是從《詩經(jīng)》中借鑒而來。

不僅如此，日本一些城市、建筑物、商鋪、學(xué)校的名字，也來源于《詩經(jīng)》——

富山縣高岡市，名字取自《詩經(jīng)·大雅·卷阿》中的'鳳凰鳴矣，于彼高崗。'

位于東京都的圖書館靜嘉堂文庫，專門收藏日文古籍，名字取自《詩經(jīng)·大雅·既醉》中的'其告維何？籩豆靜嘉。'

久負(fù)盛名的、經(jīng)營熏香和文具的老店鳩居堂，名字取自《詩經(jīng)·召南·鵲巢鳩居》中的'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還有埼玉縣的菁莪[é]小學(xué)，名出《詩經(jīng)·小雅·菁菁者莪》：'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當(dāng)然，這些應(yīng)用都是在很久以前進行的。那到了現(xiàn)在，日本人是否還會自然而然地用到《詩經(jīng)》語言呢？答案應(yīng)該是肯定的。

舉一個例子——

2017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涉嫌廉價出讓國有土地給森友學(xué)園，這一事件帶火了一個詞——'忖度'，它不僅成為當(dāng)年網(wǎng)絡(luò)流行語，還獲得了'2017年U-CAN新語及流行語年度大獎'。

'忖度'一炮走紅，源于森友學(xué)園原法人理事長籠池泰典的一次國會質(zhì)詢。當(dāng)被記者問到安倍是否干預(yù)了國有土地買賣時，他答道：'安倍雖未直接干預(yù)，但由財務(wù)省相關(guān)官員'忖度'安倍的意向所招致'。

'忖度'一詞，就源于《詩經(jīng)·小雅·巧言》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有'揣測'、'猜想'之意。'忖度'的生存得益于日本的'曖昧文化'，即不直接明確表達，而是通過揣測處理人際關(guān)系。

這個例子讓我們感覺到，《詩經(jīng)》在日本已經(jīng)得到了本土化地應(yīng)用。

日本漢詩，成為《詩經(jīng)》語言的集中展示地

通過日本漢詩對《詩經(jīng)》的引用，能讓我們更直觀地看到，日本人解讀《詩經(jīng)》的深入。

什么是'日本漢詩'呢？

在日本奈良時代（公元710～784年），即中國隋唐時期，日本通用漢字，并引進大量中國典籍。尤其在初唐、盛唐時期，以弁正為代表的遣唐使，將燦爛的大唐詩篇帶入日本，誘發(fā)了日本學(xué)習(xí)唐詩的熱潮。日本學(xué)者村上哲見在《日本人與漢詩》中寫道：'大唐的詩，如同最美麗的長天，讓人只能仰視。'

唐詩不僅受到日本人推崇，也讓他們身體力行，開始用漢語創(chuàng)作詩歌，被稱為'日本漢詩'。751年，日本有了最早的漢詩集《懷風(fēng)藻》，收詩作117首，大部分作者是天皇、皇族、官吏和高僧，因為當(dāng)時的日本文化壟斷于社會上層。

日本漢詩的思想內(nèi)容，受《詩經(jīng)》影響頗深。首先，有大量日本漢詩，都化用了《詩經(jīng)》的詩句——

久家朗《墨竹幅詩》的'譬如伯氏塤，和以仲氏篪【chí 竹管樂器】'，語出《詩經(jīng)·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寓意兄弟二人相互應(yīng)和。

三島中洲《富岳》的'翼然垂拱溫如玉，君子國中君子山'，語出《詩經(jīng)·秦風(fēng)·小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把君子之溫和，比喻為玉之純凈光澤。

尾藤孝肇《讀白氏長慶集》的'樂天若有知，必不我遐棄'，語出《詩經(jīng)·周南·汝墳》：'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表達對白居易詩作的喜愛。

以上這些，用的都是《詩經(jīng)》里的原意。更難的，是使用《詩經(jīng)》詩詞的引申意義——

境部王《宴長王宅》'欲知今日賞，咸有不歸情'，'不歸'出自《詩經(jīng)·小雅·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原意是如此盛大的晚宴，不喝一醉不回家。日本漢詩用了'不歸'的引申意，用它烘托宴會上歡樂和諧的氣氛。

野村篁園《惜秋華》'點綴墻陰，渾疑七襄新織'，'七襄'出自《詩經(jīng)·小雅·大東》'跛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本指織女七次移動位置，卻還是織不出文彩鮮明的綢子。日本漢詩將它活用，寓意為織成的美麗綢緞。

更見深度的，是引用《詩經(jīng)》中的意象——

比如'禾黍'，泛指莊稼，但《詩經(jīng)·王風(fēng)·黍離序》用這一意象來比喻亡國之悲：'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日本松平康國的《詠史》說：'巨橋之粟鹿臺財，身后唯余禾黍哀'，也是用了'禾黍'的這層深意，表達對國破家亡百姓的同情。

又比如'桑中'，即桑林之中，在《詩經(jīng)》里'桑中'經(jīng)常成為男女幽會的場所——'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詩經(jīng)·都風(fēng)·桑中》）日本廣瀨淡窗《讀小說》：'為君更固金蘭約，不比桑中契易遷'，就是借用'桑中'意象，表達桑中歡會不如君子之約。

再有就是'同袍'，象征朋友，語出《詩經(jīng)·秦風(fēng)·無衣》'豈日無衣，與子同袍。'日本廣瀨建《桂林莊雜詠示諸生》說：'休道他鄉(xiāng)多苦辛，同袍有友自相親'，用'同袍'寓意親密無間的手足親情。

對意象的引用是不容易的。首先得熟悉《詩經(jīng)》原篇；然后還要讀懂這個意象的象征意義；再然后，才能將之靈活地融匯到自己的詩里。

從意象引用這點上，日本人對《詩經(jīng)》的解讀之深入，可見一斑。

日本從《詩經(jīng)》里，提煉出“性情”和“教化”的主題

從上述日本對《詩經(jīng)》的運用情況來看，模仿和照搬并不是他們學(xué)習(xí)《詩經(jīng)》的最終目的，正如我國著名古典文學(xué)家郭紹虞先生所說：'實則昔人擬古，乃古人用功之法，是入門途徑，而非最后歸宿。'

從實際應(yīng)用情況看，日本主要從《詩經(jīng)》里提煉了兩個元素進行吸收、化為已用——

一是'性情'，日本人喜歡引用《詩經(jīng)》里具有鮮明感情色彩的詩篇。

就拿'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來說，原詩采用重章疊唱的形式，讓人感受到大敵當(dāng)前，軍民與周王室保持一致，舞戈揮戟，慷慨激昂奔赴前線的英雄氣概：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再比如上文提到的《詩經(jīng)·王風(fēng)·黍離序》里的'禾黍'意象，比喻亡國之悲，有鮮明感情色彩，松平康國便將它化用到自己的《詠史》里，表達對國破家亡百姓的同情。

服部元喬的《明月篇效初唐體》說：'齊什陳篇歌相見，佳人少婦照可憐。''齊什陳篇'是指《詩經(jīng)·齊風(fēng)》、《詩經(jīng)·陳風(fēng)》中與明月有關(guān)的詩篇，表達月夜懷人的相思。作者化用此意，表現(xiàn)佳人少婦的閨怨，使詩作的情感婉轉(zhuǎn)濃郁。

這些詩篇，'反映了人類共通的思想感情，能夠引起日本人士心靈的共鳴。'（夏傳才《中國詩在日本的流傳和影響》）

可以說，尊崇人情、重視性情抒發(fā)，是日本人士喜歡《詩經(jīng)》的重要原因。所以伊藤仁齋說：'《詩》以道性情'（《童子問·下》），'人情盡于《詩》'（《伊藤仁齋·伊藤東涯》）。

另一個他們喜歡的元素是'教化'?！对娊?jīng)》中有很多詩篇，具有道德教化意味——

比如前文提到，《詩經(jīng)·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被日本皇室借鑒，改動后用在了本國憲法里，這句詩指出了君王的責(zé)任：天下之大，都是君王需要為之負(fù)責(zé)的，不能推卸給別人。

還有前文提到的日本高岡市，'高岡'這個名字取自《詩經(jīng)·大雅·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詩句以鳳凰比周王，當(dāng)周王站在高岡上，高岡上的梧桐就郁郁蒼蒼，向陽而長，渲染出一種君臣相得的和諧氣氛。

而'菁莪小學(xué)'的'菁莪'二字，也是有教化意義的。'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詩經(jīng)·小雅·菁菁者莪》）菁菁：是草木茂盛的樣子。莪：即莪蒿，一種野草。'菁莪'就是茂盛的野草，喻指少年。而當(dāng)少年見到'樂且有儀'的君子，就產(chǎn)生了一種教化作用，這個名字里寄托了讓君子育才的愿望，以及對少年的良好祝愿。所以把它作為小學(xué)之名，再合適不過。

日本人士對《詩經(jīng)》的繼承和應(yīng)用，突出了它溫柔敦厚的詩教作用，和強烈鮮明的人性情感。這建立在對《詩經(jīng)》的深入解讀之上，是日本學(xué)習(xí)《詩經(jīng)》的重要特征。

日本學(xué)習(xí)和應(yīng)用《詩經(jīng)》語言的意義

首先，《詩經(jīng)》豐富了日本的文化表達。作為儒學(xué)典范，《詩經(jīng)》憑借自己的語言意象、思想情感，走進日本文化。它最初是日本皇室的教科書，是統(tǒng)治者治國理政的重要參考；它也是社會各界表達美好希冀的語言寶藏，是他們?yōu)槌鞘?、建筑、學(xué)校等等取名的靈感來源；后來它又成為日本詩人的隨身之物，'作文興若不來，即須看隨身卷子以發(fā)興也'（空?！段溺R秘府論·南卷》），是日本漢詩發(fā)言立論的重要資料。

《詩經(jīng)》元素已深深滲透到日本文化之中，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寶貴資料。

其次，日本的學(xué)習(xí)和應(yīng)用，也擴大了《詩經(jīng)》的文化內(nèi)涵。日本人士不滿足于簡單的模仿照搬，而是把《詩經(jīng)》作為一個意象符號融會到日本文化之中。金子彥二郎認(rèn)為日本文化對外來文化具有'攝取醇化' 功能，也就是'將所有外來文化中優(yōu)秀的部分賦予日本的生命，以日本國民的血液作為其營養(yǎng)元素，使其生成發(fā)展。'（《平安時代文學(xué)と白氏文集》）

所以日本人士在借鑒和化用《詩經(jīng)》的同時，也在意境上進行創(chuàng)新，在表達上進行本土化改造，前文所舉的'忖度'一詞，就是很好的例證。這種學(xué)中有創(chuàng)的方式，使《詩經(jīng)》在日本的文化環(huán)境和語言環(huán)境里，折射出異樣的光彩，這光彩同樣也反射回了《詩經(jīng)》身上。

最后，這種學(xué)習(xí)和應(yīng)用，彰顯了日本對中國文化的接受。日本對《詩經(jīng)》的各種化用，其實也是在表達他們對《詩經(jīng)》的理解和體悟。這些理解和體悟，為《詩經(jīng)》學(xué)研究提供了額外史料，也為我們認(rèn)識《詩經(jīng)》在域外的流傳和接受情況提供了重要參照。這個過程，既彰顯了日本對中國文化的接受，也體現(xiàn)了兩國文化互重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