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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 回憶我的北大生活和張宗炳先生 作者：杜麗燕 大約是在1979年，我上大二的時候，哲學系開設“普通生物學”課程。主講教授是張宗炳先生。張先生的大名我們早有所聞：著名哲學家張東蓀先生之子，我國昆蟲毒理學奠基人之一，1950年代提出優(yōu)生學，并為此飽受牢獄之苦……關于張先生的種種傳聞，每每成為晚上燈火管制之后宿舍里的談資。  張宗炳先生 北大百年校慶時，曾經有同學撰文，說在北大校園里，你要是遇到衣著樸素、態(tài)度謙和、平易近人的老者，千萬別以為他是工友，說不定他就是國內的某位學科創(chuàng)始人。好像那篇文章里講的是作者如何把季羨林先生當作工友，讓他為自己看行李的事。 不過，要是在北大校園里遇到張先生，你絕對不會有這樣的誤解，因為張先生渾身上下都透出教授的“模樣”：永遠衣著考究，頭發(fā)妥帖，皮鞋一塵不染，身材高大挺拔，卻騎著一輛20吋的小自行車；加上先生客氣而高雅的待人方式，平和而低沉的語調，近似于在天平上稱過的精確話語，一般人心目中“教授”的種種標志，在張先生身上都能一一印證。 當然，我不是說張先生“長得”像教授，而是說，他“是”（be）教授。只要他一張嘴，聆聽者必然為之震動，佩服得五體投地。聽張先生的課是一種難得的享受，內容新穎、清楚明白，干凈利落，沒有半句贅語。 我們哲學系的本科生，原本沒有多少生物學知識，但在張先生的課上，你不知不覺之間便進入了生物學神奇的領域。不需要刻意記什么，先生講授的內容就刻在腦海里了。張先生的課讓人真正領略了科學大師式的深入淺出。 當時正值年少輕狂之際，心中佩服張先生的學問和氣質，卻也免不了北大女生特有的惡作劇。在深秋時節(jié)的一次課間，我和一位女生在二教外面的草叢里找到兩個黃乎乎的、桂元大小的植物果實。我們倆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壞笑，便拿著這玩意兒走進教室，向張先生討教。我們用似乎天真無邪、充滿求知欲的表情問張先生，這是什么東西，心里面卻在暗自發(fā)笑。 我們知道張先生是搞昆蟲毒理學的，就想看看面對這個不起眼的小黃球，張先生說什么。我們也知道自己很過份，張先生不茍言笑，還沒有幾個人敢和讓人有高山仰止之感的張先生開這樣的玩笑呢。 只見張先生拿起那兩個外殼毛茸茸的小球球仔細看了看，平靜地說“我不知道。”我們一下子愣住了?？粗阍谀抢锏奈覀?，先生接著說，“自然界這么大，我們只能知道其中很少一點，我的知識很少，就是滄海一粟吧。”無論我們有多少惡作劇，無論我們平時如何以敏捷著稱，此時一點都使不出來了。 我們眼中的狡黠頓時變成尊敬。我們知道，先生對教學精確性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先生并不是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它們是什么，只是不想告訴我們不精確的東西。其實先生就是隨口說它們是什么，我們也不知道對錯。一個哲學系的學生能有多少生物學知識啊。但是先生沒這樣做。先生的坦誠、虛懷若谷的胸襟、對知識的敬畏，使我們受到深深的震撼。 北大人的科學民主精神，北大人在科學問題上的客觀嚴謹，北大人治學態(tài)度的一絲不茍一下子活了。它們不再是概念和說法，而是當下的情境。我們這些無知的本科生此時就活在這種情境之中。在北大讀書，最重要的不在于學到多少命題、概念和技術，而在于學會一種正確的治學之路和為人之道。 在張先生們的身上，我們感受到孔夫子所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被蛘呷缣K格拉底所說“我知道我不知道”（I know I don’t know）。知道自己無知，坦陳自己無知，學者也，圣人也。 張先生的治學態(tài)度代表著北大老一代學者的風范。在北大校園里，時常能夠與這種態(tài)度相遇。我的老師，著名哲學史家、翻譯家王太慶先生幾年前不幸故去。我們在為先生辦后事的時候，偶然看到先生在申請正教授時填寫的一個表格，上面赫然寫著，他自己并不夠教授的條件。 用王先生自己的話說，“教授應該是個起碼的哲學家，而我的確不夠哲學家的水平。有人說我是個翻譯家，我也不敢當此美名。我一向只是以此為中國人民服務，因為這樣做有利于提高他們的哲學水平……我熱愛人民和哲學，所以甘心當哲學家們的助手，干這個既費力、又困難而且被有些人誤解為僅屬于二等的翻譯工作。叫我哲學家，那是空頭的、虛偽的，我不干。我是個實惠的哲學翻譯工作者，也幫著教點書”。這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的最實在、最謙遜的職稱申請表。 其實，王太慶先生的學問是很精深的，聽他的課像聽張先生的課一樣，同樣是一種享受。那侃侃而談、毫無造作的講課風格，像一個長者拉著你的手漫游在哲學奇境。哲學思想在先生這里，不是板著面孔的說教，不是生僻聱牙的天書，更沒有故弄玄虛，你能從他的授課內容中觸摸到蘇格拉底的剛骨，品味到柏拉圖追求不朽的理想……無知的心靈瞬間能被先生帶到一個極高的境界。即使聽他閑聊天，也常常使人收益匪淺。先生并不像他自己說的那樣，只是個“翻譯工作者”。 由于幾十年的經歷，先生個人更偏好翻譯，所以，他老老實實地說，自己只擅長翻譯。其實翻譯，特別是信、達、雅的翻譯，以扎實的專業(yè)素養(yǎng)為基礎，否則，不可能把一種外來文化神形兼?zhèn)涞匾谱g過來。先生的譯作在國內學術界享有極高的聲譽，直到逝世前，還在翻譯希臘文的《柏拉圖文集》！他的翻譯標準是用中國人最容易懂的語言，表達希臘哲學的精髓。  本文作者著述 先生逝世以后，我們收到一些海外來函，學者們不勝感慨地說，先生的逝世中斷了中國文化與古代希臘文化的對話，而先生卻說自己僅僅擅長翻譯！這種實實在在的治學態(tài)度的背后，是一位有道學者赤誠的良知。 人們可以用有多少學部委員、多少教授、博導、多少高考狀元來考慮北大，數字化的時代嘛。但是，這是北大最外在的東西。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在于她的靈魂。什么是北大的靈魂呢？蔡元培先生在制定北大辦學方針時曾經指出，北大并非養(yǎng)成資格之所，亦非販賣知識之所，而是研究學問之所。北大學者當有研究之興趣，尤當養(yǎng)成學問家之人格。 由此看來，北大的靈魂當是“學術為本”。我以為，北大人能夠憑著自己的良知立足于天地之間，求知、教書、育人，皆因對學問的敬畏和信念使然。腳踏實地治學、嚴謹扎實執(zhí)教、誠實正直做人是北大人的理想人格。北大之所以是北大更取決于此。先生們的學問首先是道德文章! 離校20余載，鏡中的我們，全然一介老嫗也。在學問之途上躑躅20余載，先生們教授的知識，經常不用的也忘卻了不少。然而，在校間經歷的一些事情，歷歷在目，猶如發(fā)生在昨天。先生們的治學態(tài)度，對學問的敬畏，是此生都不敢忘記，也不會忘記的。 在北大讀書，我知道了什么是學問，如何做學問，什么是學者，什么是學者的良知。在我們的研究道路上，先生們的嚴謹治學永遠是一面鏡子。在我們的人生道路上，先生們的風骨永遠是拷問我們良知的尺度。 幾年前，在一次會議上遇到黃楠森先生。閑談之間，先生不無憂慮地談起現在的學風，說現在有的研究者或者碩士、博士們，寫書寫論文，口氣大得很，好像每個人都在建立一個學科。宏大的題目下面幾乎都是老生常談，句句都是別人說過多少次的。不讀原著，不講傳承，不研究問題，上來就敢說自己的研究是前無古人。這種研究態(tài)度會毀掉中華民族的學術研究的。  本文作者著述 看著先生那飽含憂慮的面孔，不禁為之感動。是啊，人稱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承載著傳承文明的重負。倘若學人蠅營狗茍，那可真是民族的不幸。 2006年5月 人物介紹 張宗炳，1914. 7.17-1988. 1.10，浙江杭州人，張東蓀長子。1934年獲燕京大學生物系學士學位，1936年獲研究生院碩士學位，1938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貒髿v上海東吳大學、成都燕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教授、系主任。1949年任北京大學動物系教授，1952-1988年任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兼任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毒理室研究員以及農藥學會顧問。出版20余本專著，主要有《昆蟲毒理學》《昆蟲毒理學的新進展》《殺蟲藥劑的環(huán)境毒理學》(農業(yè)出版社1989年 )等。  本文作者著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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