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時的記憶是多種多樣的，除過景物記憶，其實還有味覺記憶和聲音記憶。

五六十年代的農(nóng)村，雞鳴犬吠，牛哞馬嘯，豬的嘶吼，驢的狂叫，還有小商小販或者高亢或者低回的吆喝，可以聽到的聲音真是五花八門。我記憶最深的還是小商小販的那聲吆喝，特別是清晨上學路上偶爾聽到的那聲惡作劇的吆喝。

五十年代上小學，我們天不亮就要趕到學校。我屬于愛打愛鬧瞌睡多的頑皮學生，晚上在月亮地里玩得久了，上學的路上就靠在同伴身上，一邊趕路一邊打盹兒補覺。那些趕廟會的小商小販為了占個好位置，也是摸著黑出村。他們中的年輕人挑著擔子走在路上，看見有學生打著盹過來，到跟前時會突然大喊一聲：“煎豆花！”嚇得我靠著的同伴一激凜，打盹的我失去依靠差點爬在地上。于是大家一陣大笑，那朦朧的睡意立即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時普通人家的孩子晚上是不讀書的，“紅袖添香夜讀書”只能是富豪人家的公子哥兒的專利。煤油燈還沒有普及，農(nóng)村點燈還用的清油，也就是炒菜用的菜籽油。為了節(jié)省燈油，母親晚上紡線時點的燈，會把燈的火頭壓到最小，那亮度只允許在黑暗中分辨出棉花團。在這樣的燈下是不能讀書的，那亮度還不如“囊螢映雪”。

“如囊螢，如映雪”這兩句就在啟蒙書《三字經(jīng)》里，這兩個故事父親都給我講過，他還給我講過“鑿壁偷光”的故事。父親是我的偶像，我對父親的話深信不疑，就想偷偷地試一下。夏天的雨后，我到亂草堆里抓來七八個螢火蟲，從母親的針線蒲藍里找到塊紗布，把那幾只蟲子包住放在課本上，結果一個字都看不清。我也把課本拿到雪地里去試，盡管月亮照得如同白晝，書上的字卻一個也看不清。就是把書貼到雪上，也只能看出個兒特別大的字。其實囊螢映雪都只能照亮指肚大的字，稍小一點就分辨不清了。那時我課本上的漢字還沒有簡化，就是標題上的字也沒有碗豆顆大，光線差是不能閱讀的。直到后來見到線裝古書，那書上的字還真是大過指肚，才知道古人沒有騙我。

晚上不能讀書，對我們這幫小學生來說并不是什么壞事。天剛黑是不能睡覺的，我們便相約在月光下玩耍。那時抗美援朝戰(zhàn)爭剛結束，大人們說閑話時也會提到打仗，我們耳濡目染，也就分成兩組學習打仗。直到聽見母親的呼喚，才各自偃旗息鼓回家睡覺。

兒時的夜晚是安靜的，就像《口技》中描寫的那樣。沒有機器，沒有汽車，連馬車也不會趕夜路，只有在后半夜牲口吃飽后才會套車出門。整個晚上能聽到的聲音除過一兩聲狗叫，就是按時按點打鳴的雞叫。

那時人們養(yǎng)雞并不全是為了吃肉或者吃雞蛋，更重要的是聽雞打鳴。人們甚至能從雞打鳴的聲音里，聽出雞主人家的財運氣運。到了晚上，所有成年公雞都會按照自己的節(jié)律，隔一段時間鳴叫一次。這也被列入“雞有五德”中的一德。在寂靜的夜晚，有一只公雞叫了，全村的公雞都會響應，此起彼伏，讓寂靜的村落熱鬧一陣子。這時，那些睡不著的人，就會對每一只雞的叫聲做出評價，那些叫聲難聽的公雞或者學著打鳴的母雞，過不了兩天不是被賣掉就是被送進鬼門關，變成別人家餐桌上的美食。

雞叫過四遍之后，村子里就可以聽到賣豆腐的和賣菜的吆喝聲。過去的豆腐只能進村叫賣，商店是不經(jīng)營的。相對于現(xiàn)代人把進村銷售說成“叫賣”，我還是喜歡民間語言中的“吆喝”這種說法。因為西府人賣吃食時的吆喝，絕對不會帶一個“賣”字。就是進村賣菜，也要用高亢悠揚的歌聲直接報出菜名：“芹菜哎——韭菜，還有蔥哩”。不像現(xiàn)在的小販，一開口就是長長的一聲“賣——XX哩”。還要用上電動小喇叭，把聲音開到最大，一遍接著一遍輪番轟炸。這樣的叫喊因為突出的是賣，也就沒有了美感，只是在提示人們：趕緊捂住你的錢包。

兒時賣吃食的人就是制作吃食的把式，絕對的產(chǎn)供銷一條龍服務。做豆腐的漢子挑一飥豆腐進村，遠遠地就會似唱非唱地吆喝一聲：“豆——腐噢——”。約定成俗，每一個賣豆腐的人都會把“豆”字的音拖得很長，到喊出“腐”字時卻又一閃而過，就像蜻蜓在水面輕輕地點上那么一下，接著便是拖得長長的“噢”字，以至于讓遠處的人聽成了“豆——噢”兩個字。而且這聲吆喝傳承千年，似乎就沒有發(fā)生過改變。于是，聽見這聲有頭有尾的吆喝，家里主事的人就會說：賣豆噢的人來了，給咱割上兩毛錢豆腐去。

能做出買豆腐決定的都是成年人，起碼是家庭中說話有份量的當家婆娘。這類人成天與柴米油鹽醬醋茶打交道，讓這開門七件事攪得心煩意亂，最見不得的便是吵鬧聒人。而豆腐既然是來叫賣的，又不能不吆喝，還要努力使這一聲吆喝讓更多的人聽到，特別是讓深宅大院中鉆在廚房里的主婦聽到，那聲音就不能太小。于是，經(jīng)過無數(shù)代豆腐坊掌柜的摸索，發(fā)明出了這種近似歌唱的吆喝。這吆喝聲中氣充足，聲音平穩(wěn)，語調(diào)平和，豆字和噢字幾乎在同一個頻率上振動，那腐字就像歌曲里邊的裝飾音，只是在樂聲中間打了個花兒。這樣的吆喝聲進入耳中，聽者自然是既不會狂燥，也不會消沉，只會令人心情愉悅精神放松。這，也許就是賣豆腐的吆喝聲上千年來久聽不厭的緣由吧。

說賣豆腐的吆喝聲千年不變，還有個笑話可以佐證。有一個叫拴娃的小伙要接父親的豆腐擔子，可他臉皮太薄，在人多處就是不敢吆喝，被父親責罵了一頓。于是，小伙子跑到村外的一個胡基窖里偷著學習吆喝。當他壯著膽子吆喝了一句“豆——腐噢——”，發(fā)現(xiàn)自己原來不是不能吆喝，而是吆喝出來的聲音比父親那聲吆喝都圓潤，就感慨地說：“該可怕啥唦”。沒想到他這一聲吆喝，引來了在地里干活的幾個主婦，她們走到跟前才發(fā)現(xiàn)上了小伙子的當，正想罵幾句解氣，卻聽見小伙子說“該可怕啥唦”，才知道他是在學著吆喝，竟樂得大笑起來。經(jīng)過這些婦女的傳播，這件事就成了一句歇后語：“拴娃賣豆腐哩——該可怕啥唦”。

在過去很長的歷史階段，農(nóng)村人平常是吃不到肉的。一頭豬要喂一年甚至更長，只有家里有大事的時候才舍得殺豬。就是那些富裕家庭，也不可能過幾天殺一頭豬。因此，豆腐就一直是家庭食譜中上檔次的美食。和豆腐同宗同源的豆腐腦，也就成了最受歡迎的小吃。

豆腐腦雖然和豆腐同宗同源，叫賣時的吆喝聲卻完全不同。因為豆腐腦屬于熱食，吃的時候食物本身的溫度要高，西府人稱食品的這種溫度為“煎和”。賣豆腐腦的師傅掌握了人們的這種心理，在吆喝時就特別強調(diào)這個“煎”字。而對于“腐”字的處理，比賣豆腐時更為殘忍，直接就給忽略掉了，那吆喝聲就成了“煎豆腦”。豆腐腦又稱為煎豆花，于是，也有師傅吆喝成“煎豆花”。不管是吆喝煎豆腦還是吆喝煎豆花，那個煎字都是高亢有力，直沖耳鼓，把大秦人的直率干練演繹得淋漓盡致。等你的聽覺神經(jīng)被刺激得興奮起來了，才會聽到后邊的兩個字。

豆腐腦的消費對象非老即少，要么小孩子處于貪玩沒有在意，要么老人家因為聽力減退沒有聽到，就會讓賣豆腐腦的師傅失去一個買家。于是，賣豆腐腦的師傅吆喝的聲調(diào)就比賣豆腐時高出一個八度，直接吆喝得歡快暢亮：“煎——豆花”。豆腐腦又需要趁熱吃，人們便將豆腐腦稱為“煎豆花”。于是，針對挑著豆腐腦擔子進村吆喝的師傅，就有了一句改編過的民謠：“煎豆花，有錢沒錢都就下”。吃不起豆腐腦的孩子也會圍著豆腐腦擔子轉(zhuǎn)游。在被賣豆腐腦的師傅哄趕時，他們就會站在遠處喊：“煎豆腦，鍋煎啦，驢糞蛋蛋滾滿啦”，惹得人們一陣哄笑。聽著這首兒歌，賣煎豆腦的師傅也不生氣，反而會笑的很開心，甚至會給喝煎豆腦的顧客多舀一勺子豆腐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