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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庸之惡:放棄思考,甘作螺絲釘,就無罪了? | 循跡曉講

       循跡曉講 2025-05-27 發(fā)布于北京

      主講:三喵先生

      策劃:三喵先生

      責編:馬戲團長

      全文約5500字 閱讀需要15分鐘


      說到二十世紀的悲劇,納粹大屠殺肯定是繞不開的黑歷史。這段歷史之所以殘酷,不僅是因為遇難人數(shù)多,而且還因為納粹干得這些事情徹底突破了人類文明的底線,幾年之間整個納粹德國宛如一架設計精密的機器,把一個個有家庭有親人有故事的活生生的人通過火車運到集中營,再用效率極高的殺人工廠,毒氣室,焚尸爐一條龍讓人變成骨灰。而當戰(zhàn)爭結束之后,大屠殺的執(zhí)行者們面對審判,特別喜歡用的一句辯護詞是“我只是執(zhí)行命令,當時我也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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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裝滿猶太人的火車到達后,其中絕大部分老弱病殘孕會被直接送往毒氣室
      如此辯護最經(jīng)典的一個案例,就是1961年在以色列受審判的納粹戰(zhàn)犯艾希曼。當時美國學者漢娜阿倫特旁聽了艾希曼的審判,并對此人進行分析,由此誕生了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那就是“平庸之惡”。當然這個論斷有名歸有名,本身卻非常有歧義,而且引起的爭議也是非常大。那么,這樣的平庸之惡是怎么提出的?它為什么爭議那么大?今天就來聊聊這個話題。

      要聊“平庸之惡”,還得從1945年二戰(zhàn)結束納粹倒臺之后講起,當時,有不少納粹戰(zhàn)犯隱姓埋名躲了起來,其中就有一個叫阿道夫·艾希曼的,這位在大屠殺中主要負責將猶太人集中管理送到集中營,被納粹視為進行大屠殺能夠順利進行的主要操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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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奧托·阿道夫·艾希曼(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拍攝于1942年

      納粹德國投降的時候艾希曼隱姓埋名躲了起來,盡管美軍俘虜了他也很快釋放了,后來艾希曼又改了個化名叫克萊門特,躲在了南美國家阿根廷,直到1950年代末才暴露行蹤。1960年,一直致力于抓捕艾希曼的以色列發(fā)現(xiàn)了他的行蹤,派出摩薩德特工萬里迢迢地奔赴阿根廷,把艾希曼綁架回國,并將其公審判處死刑。在審判的過程中德裔猶太美國學者漢娜·阿倫特以《紐約客》特派員的身份全程聆聽,并撰寫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

       圖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漢娜·阿倫特著 安尼譯 譯林出版社
       圖為漢娜·阿倫特(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政治哲學家、作家和納粹大屠殺幸存者

      書中阿倫特試圖對艾希曼所作所為的動機進行解釋,這些解釋中最著名的就是“平庸之惡”,按照一般意義上的理解,艾希曼之所以犯下滔天大罪,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思考,只是像一個螺絲釘一樣行事,機械地執(zhí)行上級的命令。在往后的歲月中,這個“平庸之惡”的概念也往往用來解釋為什么一個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人能夠犯下那么嚴重的罪行,而那些仗著自己手里有點權力就肆意破壞財物,害人性命之人,在面臨質(zhì)問時也會說“上面就這么規(guī)定的,我也沒辦法”,再或者說“我也不知道會是這樣啊”,如此行徑,也經(jīng)常被歸到“平庸之惡”的范疇里。

       圖為電影《漢娜·阿倫特》劇照
       圖為馬丁·海德格爾(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德國著名哲學家,即是阿倫特的老師,也和阿倫特展開一段長達四年的戀情,不過,這位德國哲學巨擎后來也開始加入并服務于納粹黨,這成了這位德國哲學家一生中的重大污點

      總之,不動腦不思考而犯下的惡,就是大家對于平庸之惡的普遍印象了,而由這個印象出發(fā),就會有幾種思維,比如法不責眾,既然自己只是一個執(zhí)行命令的人形螺絲釘,那么多的人形螺絲釘就只有集體責任而沒有個體責任,所以,無論自己犯下多少罪行,可以輕飄飄地帶過去。另一個思維就是“人人都有罪”,甚至人人都該殺,所謂“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就是典型。再或者“犯錯的都是民眾,他們都是烏合之眾,毫無希望”,諸如此類,它們追根溯源都和大家理解的“平庸之惡”有很深的聯(lián)系。

       圖為1945年4月12日被盟軍解放的米特堡-朵拉集中營,大約有2萬名囚犯死于營中

      當阿倫特提出“平庸之惡”這個概念之后,在當時立刻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議。她的一些多年的猶太人朋友立刻宣布跟她絕交。整個大屠殺是猶太人歷史上非常慘重的一頁,也是二十世紀的人類恥辱,如此事情發(fā)生了,作為受害者是迫切需要一個解釋的,而阿倫特卻給出了這么一個說法,“他在無知的情況下犯下了所有錯誤”,這就得了?這如何讓大家信服呢?而且說起來阿倫特自己也差點就成為大屠殺的犧牲品,作為猶太人她看到納粹上臺之后先是逃到了法國,后來又想方設法逃到美國,這才避免被抓去集中營的命運,可她在書里并沒有站在猶太人的視角,而是站在一個超然于全人類的視角看待這事兒。

      更讓她陷入口誅筆伐境地的是,她在書中提到艾希曼為了更高效地往集中營轉(zhuǎn)運猶太人,在猶太人隔離區(qū)利用當?shù)赜忻拈L老來登記人口,維持秩序,而且猶太人在這個過程中也毫無反抗,這么一來猶太人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也不是完全無辜的(詳見:為了茍活,猶太人能和納粹合作嗎? | 循跡曉講)。阿倫特你身為猶太人,不僅不為民族的苦難感同身受,還反思起自己民族的污點了?簡直是吃猶太人的飯,砸猶太人的鍋!如此解釋當然會引發(fā)眾怒,而阿倫特的任何辯白在這樣的怒火面前也都變得非常蒼白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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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1942年歐洲主要滅絕營、勞動營、猶太區(qū)及運輸路線

      當然,為納粹戰(zhàn)犯開脫,絕不是阿倫特的本意。她一開始想要做的,是給大屠殺找一個合理的解釋。因為,阿倫特很快發(fā)現(xiàn),過去傳統(tǒng)道德哲學上的善惡人性討論對于納粹和大屠殺完全不適用。過去歷史上發(fā)生過殺人的慘劇,甚至有些論酷烈程度和大屠殺是一個量級,比如蒙古帝國征戰(zhàn)時的屠城等等,但再怎么說,屠殺好歹都有個目的,黃巢把老百姓放入磨盤碾碎是為了充當軍糧,蒙古大軍所到之處寸草不生是為了震懾敵人。甚至比如張獻忠這樣經(jīng)常殺人取樂的,那也是為了滿足自己變態(tài)的心理訴求,或者泄憤,或者報復都多少沾點邊。然而到了納粹這里一切解釋都失靈了,你說屠殺猶太人對納粹有什么實際的好處么?完全說不上,這么大規(guī)模地屠殺猶太人要大規(guī)模征用鐵路和行政資源,讓本就緊張的戰(zhàn)爭后勤補給雪上加霜。

       圖為荷蘭阿姆斯特丹安妮博物館,此處即是《安妮日記》的作者與全家躲避納粹搜捕的密室,他們成功躲藏了兩年零一個月,直至1944年8月被人告發(fā)因此被蓋世太保逮捕為止。右邊墻上的話為安妮的父親弗朗克說:過去無法改變,唯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讓世人明白對無辜之人的歧視和屠殺意味著什么。圖由三喵先生拍攝并提供

      與此同時,德國到了戰(zhàn)爭后期大量勞動力都給抽調(diào)去打仗了,軍工生產(chǎn)無以為繼,不得已也只能從集中營抽調(diào)猶太人過來軍工廠維持生產(chǎn)(詳見:納粹牛馬史:第三帝國不崩潰,全靠猶太勞工996續(xù)命? | 循跡曉講)。到了1944年下半年,德國東西兩線全面告急,戰(zhàn)局已經(jīng)火燒眉毛了,什么都缺,而這個時候德國的猶太人大屠殺反而還掀起了最高潮,各地猶太人又經(jīng)歷了一輪殘酷的抓捕,躲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密室里的安妮弗蘭克一家也是在這會兒被人告密抓走的,集中營里的毒氣室和焚尸爐加班加點趕工,唯恐自己動作不夠快,與此同時,納粹的軍備部長施佩爾還得經(jīng)常讓黨衛(wèi)軍頭子希姆萊刀下留人,把那些有勞動能力的猶太人給留下送進工廠,如果我們說人不應該作為手段而存在,那么如此殺人就連人作為手段的價值也給否定了,完全擊穿了人性的底線,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一個新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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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在以色列受審時的奧托·阿道夫·艾希曼(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拍攝于1961年

      與此同時,法庭上的艾希曼也給阿倫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既然能參與殺那么多人,艾希曼應該是一個看上去十惡不赦的家伙吧,但法庭中的艾希曼看上去就是個老實人,言談舉止一點也不囂張邪惡,而且還相當有教養(yǎng),當他為自己辯護時會引用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的話,他說自己是履行職責、服從法律,因為在德意志第三帝國,“元首的命令是當前法律的絕對核心”,所以他讓自己的意志與“法律背后的原則”得到了統(tǒng)一,這符合康德的哲學。說過來繞過去,還是“自己服從命令怎么可能有錯”那一套東西。

       圖為伊曼努爾·康德(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啟蒙時代德意志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創(chuàng)始人,其學說深深影響近代西方哲學,并開啟了德國唯心主義和康德義務主義等諸多流派。 康德是啟蒙運動時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學家,是德國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調(diào)和了勒內(nèi)·笛卡兒的理性主義與法蘭西斯·培根的經(jīng)驗主義,被認為是繼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看到艾希曼種種表現(xiàn),阿倫特得出結論,別看艾希曼在法庭上能引用康德,但事實上他根本沒有自己的價值和判斷,已經(jīng)完全喪失思考能力,只是在用名人名言掩蓋自己空洞的靈魂,這是他犯下罪惡的根本原因,而從更大的層面上講,像艾希曼這樣的人喪失自己的價值和判斷,根源還在于納粹無孔不入的洗腦和控制。在現(xiàn)代社會,納粹這樣的政權可以通過各種手段讓人從娃娃開始就對自己的那套歪理邪說堅信不疑,這種情況下培養(yǎng)出艾希曼這樣只知道服從的殺人機器,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里要注意的是阿倫特在原著中用的詞如果直譯過來叫“惡的平庸性”,這個詞和“平庸之惡”還是有非常大的區(qū)別,阿倫特絕不是說這是小惡,只是不知道,而是說正是因為人不思考,才可以讓一個看上去正常的人能夠心安理得地去犯下巨大的罪惡,從這個意義上說,納粹對人類心靈的荼毒實在是必須清算的罪行。

       圖為電影《萬湖會議》劇照

      如果光看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現(xiàn),應該說阿倫特的判斷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隨著時間的發(fā)展,關于艾希曼的資料越來越多浮現(xiàn)出來,人們逐漸發(fā)現(xiàn)他根本不是在法庭上表現(xiàn)的,好像對很多事情一無所知,只是單純地執(zhí)行命令。事實上,在1942年初納粹高層召開了萬湖會議,決定給歐洲的猶太人來個最終解決,會議的籌備工作就是這個艾希曼負責的,艾希曼絕不能說自己對猶太人的命運不知情。戰(zhàn)爭期間,艾希曼非常高效地用各種手段來維持屠殺系統(tǒng)的運作,他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所以當納粹政權瀕臨崩潰的時候,艾希曼在希姆萊的建議下用了一個假名字去躲避追捕,直到他成功逃到阿根廷,在這里納粹戰(zhàn)犯能得到充分包庇,而且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來說,他在阿根廷的生活和二戰(zhàn)時期都已經(jīng)完全不同了。

       圖為艾希曼以假名里卡多·克里門特居住在阿根廷時使用的虛假身份證件

      此時艾希曼心中還是有非常強烈的納粹主義信念,他經(jīng)常跟幾個過去的老戰(zhàn)友聚會,暢聊過去的美好時光,如果說對那段日子有什么不滿意,那就是猶太人殺少了。當時有一位同情納粹的荷蘭記者薩森將此一一記錄之時都覺得吃驚,覺得這幫納粹高官怎么能這么極端?1950年代中期,自以為危險已經(jīng)度過的艾希曼甚至在阿根廷報紙上刊登了一封給時任聯(lián)邦德國總理阿登納的匿名公開信,信中他聲稱過去納粹屠殺猶太人是給現(xiàn)在的德國掃清障礙,如今的德國人應該心存感激才是。

       圖為在阿根廷生活時的艾希曼(畫紅圈者)

      當然,在阿根廷日子久了,艾希曼也把自己的家人接了過來,他自己用著化名,但他兒子也還是頂著艾希曼的姓氏。不僅如此,艾希曼自己在家里也毫不掩飾地用納粹的意識形態(tài)給自己兒子洗腦,弄的他兒子跟一個姑娘談戀愛的時候也大吹特吹自己爹是納粹高官,猶太人就都該死等等極端言論,可是殊不知這姑娘的老爹就是集中營幸存者,一聽到這小伙子的姓氏艾希曼,再加上這些納粹言論,這才讓隱藏多年的艾希曼暴露出來,最終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審判并處以絞刑。這些事實都表明,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理論完全不能套用到艾希曼身上,這個殺人魔頭骨子里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納粹,他真的相信自己所做之事全部正確,他犯下的罪行根本不是所謂的“不思考盲從”就能解釋的。

       圖為1961 年,一群猶太人在收音機上收聽對艾希曼的審判

      既然如此,為什么阿倫特會相信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現(xiàn)?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阿倫特早早就離開了納粹德國,對大屠殺的殘酷缺乏切身體驗,所以她雖然作為學者可以客觀觀察,還是被艾希曼的表象所迷惑。艾希曼在法庭上的種種表現(xiàn)其實也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從這樣的審判中討回一條性命。當然,和艾希曼有深仇大恨的以色列猶太人絕不會相信他的偽裝,以色列人找到了各種證據(jù),證明艾希曼不僅對大屠殺完全知情,還非常積極地參與且毫不悔改。戰(zhàn)爭期間大量關于猶太人運輸和屠殺的文件上都有艾希曼的簽名,戰(zhàn)爭結束之后的紐倫堡審判中,有幾位證人都表明艾希曼曾經(jīng)說過,就算自己死了,但想到有幾百萬人命都在自己身上,他就會笑著跳進墳墓。

      在鐵證如山之下,艾希曼就算嘴硬抵賴也無濟于事。而所有這些證據(jù)也至少說明,阿倫娜關于艾希曼所謂的“平庸之惡”實在是有失偏頗的結論。當艾希曼說自己只是一顆螺絲釘時,他不是知道錯了,只是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如此而已。

       圖為電影《漢娜·阿倫特》劇照

      這樣看來,所謂的“平庸之惡”其實只是一種幻覺,而現(xiàn)實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的,一個人做了極其邪惡的事情之后,用“自己不知情,只是執(zhí)行命令”來給自己開脫無疑是非常容易想到的借口。到現(xiàn)在隨著歷史資料的豐富,我們可以負責任地說,艾希曼之所以犯下滔天罪行,就是因為他打心眼里認同納粹的那些東西,在他和許多類似的案例中,所謂不思考的平庸之惡是很難成立的。盡管如此,也不能說阿倫特的那些思考是錯的,從另一個側面講,所謂“平庸之惡”提到了一種可能,那就是人在現(xiàn)代集權制度下有多么容易放棄思考,選擇盲從。這和知識和教育無關,而和一個人內(nèi)心的善惡觀念直接掛鉤,可問題在于,善惡這種問題在近現(xiàn)代經(jīng)歷了多次重構,甚至在極權主義之下的善惡和正常社會的善惡是完全顛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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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帕維爾·特羅菲莫維奇·莫羅佐夫(1918年11月14日 – 1932年9月3日),通常被稱作小帕夫利克,是蘇聯(lián)宣傳故事中以告發(fā)父親,隨后被他的家人報復殺害的“小英雄”,事實上,是莫羅佐夫拋妻棄子后,母親不斷向“智力遲鈍”的莫羅佐夫灌輸仇恨,并鼓動其向老師舉報其丈夫

      當年在蘇聯(lián)有一位名叫莫羅佐夫的兒童告發(fā)自己的父親偷偷幫助“蘇維埃的敵人”,他的父親因此遭到槍決。在這個案例中莫羅佐夫當然認為自己這么做無比正義,無比正確,他也被當局表彰,但這樣的“善”到底給人類帶來了什么?所以說面對善惡的靈魂拷問從來就不是輕松的問題,很多人寧愿選擇隨大流,主流怎么說我就怎么做,上面怎么說我就怎么做,很多罪惡如果沒有這些拒絕思考卻很有行動力的人參與,也的確無法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講,阿倫特提到“不思考”的罪惡實在是至理名言,甚至可以說,放棄思考乃是生而為人最大的罪惡,沒有之一。

      如今距離二戰(zhàn)結束已經(jīng)有八十年了,距離艾希曼接受審判也已經(jīng)過去了六十多年。阿倫特的“平庸之惡”雖然已經(jīng)被證實在艾希曼身上不那么適用,但它對我們這些后人來說,的確是一個警醒,畢竟放棄思考在如今的社會實在是非常輕松,但是一個不作惡的社會,必須是需要獨立思考去維持的,這也是阿倫特的觀點至今依然有警醒的地方。所謂的“平庸之惡”從來就不是一個確定的答案,它只是一系列復雜問題的開始,而一個文明的社會中文明的人,則是必須直面這些復雜問題的,至于面對這些問題如何回答,那就要看諸位的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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